當達賴喇嘛知道《商業周刊》在亞洲大華人圈，尤其是企業菁英之間的影響力，他慨然應允擔任《商業周刊》客座總編輯，並且希望將焦點集中在企業所面臨的種種挑戰，他要首次與亞洲企業界對話。
面對這位全球尊敬的精神領袖，襯著終年積雪不化、閃耀著銀色金屬般光芒的 喜馬拉雅山脈，我們感覺達賴喇嘛自己就是個發光體，他與我們談競爭、野心、財富，談企業在宇宙中的影響力和責任。他說，未成年人靠學校教育；成年人教育，要靠企業來貢獻心力。企業的重要使命，不僅是追求競爭力，更可以發揮對人心靈的影響力，這是他作為客座總編輯要提出的最重要觀點。以下是談話摘要：
《商業周刊》問（以下簡稱「問」）：你談到人道價值，人性關懷，這一部分，企業界及企業界領袖可以如何貢獻？
答：企業界絕對是這個社會重要的一部分，我認為富有的人可以做很多很好的事，企業界人士自然有更多、更大的潛力，因為他們有錢。
有一次，有一個印度人家庭來見我，希望我給他們祝福，我告訴他們：「我沒有什麼可祝福你的，你自已就擁有祝福之源。你只要把一部分錢，用在提升你的窮人同胞的教育和健康，那就是你得到祝福最適當的方式。」
這也是我常跟我歐美朋友說的話。我想他們能做的，最多是在教育，基本上，我有一個感覺，有錢的人應該把心力放在現代化教育體系上，尤其是心靈的教育。現代科學家已經了解到，人性、心理因素、情緒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有愛心，你自己的身體、生活，你的家都會更好；已經有科學實驗證明這一點，我有些美國科學家朋友，比方艾克曼（Paul Ekman，全球面部表情權威）和戴維森（Richard Davidson，情緒研究專家，威斯康辛大學神經科學教授），他們發現透過改變心理狀態，的確能夠讓你的腦部跟著改變。艾克曼做過實驗，選了一些學生，教他們一些心靈的訓練，冥想、打坐，幾週之後，學生變得比較平靜、快樂。
我認為教育非常重要，除了傳授知識之外，更要著重訓練孩子有溫暖的心。因此，我的願望，希望、祈禱，富有的人可以貢獻更多的心力在教育上增進溫暖的心的訓練。
同時我也認為企業可以一個星期讓員工練習打坐一次，讓公司成為一個快樂的大 家庭。企業不僅關心員工身體健康，同時兼顧員工心靈健康，也許有用。我覺得這是可以做得到，也不貴啊。
問：你說過俗世的快樂應是心安、健康、伴侶、金錢，這個順序適用於企業界人士嗎？
答：我想，這毫無疑問。心安是最重要的，一個人如果心裡平靜，即便物質匱乏，這個人仍會是個快樂的人，因此，無心安、健康和婚姻，你不可能會有真正快樂的人生。如果同時有錢，那當然最好，你最好要有一點錢啦，特別是現在有些醫療很貴。（笑）
我有些朋友，很有錢，至少是百萬富翁，但卻非常不快樂，他們擁有名利，教育程度很高，但卻很不快樂，老是處在焦慮懷疑當中。他們都很聰明，眼界很高，也因此他們總是期望很多、懷疑很多，相對的，阻礙也多，焦慮也多，壓力也大。他們的錢不能給他們帶來心裡的平靜，所有的教育，所有的名聲，也不能給他們帶來心裡的平靜，結果就是變成了不快樂的人。
問：很多企業界人士經常壓力很大，你如何處理壓力？你壓力大時會怎麼辦？
答：全西藏人都信任我、期待我，但事情沒那麼容易，我的確也常面對壓力。但想一想，對於壓力，如果這事是可以解決的話，你一定用自己的智慧去解決，何必煩惱？如果這事不能解決，煩惱又有何用？（兩手一攤）
問：即便你每天要見那麼多人，也不會累嗎？
答：西方有句俗語：那兒快樂，那兒就是我的家；誰對我好，誰就是我的父母。我就是以這種態度看待人事物，因此無論是中國人、印度人、歐洲人，遇見他們，都讓我感到快樂。把別人都當成老朋友，就是減壓的最好方法。
說到緊張，有一次，我和周恩來會面（編按：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之前），談西藏的發展。我為了那次會談，準備了好幾頁筆記；會談當天，我一入坐就立刻開始念那份筆記（自嘲的嘿嘿笑了起來），因為我很緊張啊。會談結束之後，我的翻譯一出來就取笑我：「看你緊張成什麼樣子，你應該先寒暄呀，但你都沒有。」（哈哈大笑，許久方歇）
後來，經驗多了，加上學會用平常心看待每一個人，我想別人也是一樣這樣對待我。我只是個和尚，不多不少，沒有人能改變我這個身分。不管你說我是達賴喇嘛也好、神也好、法王也好，共產黨有時甚至還說我是恐怖分子（開心的笑），這些都無所謂。有些人說我是神，毫無意義！有些人認為我是惡魔，這也毫無意義。
摘自《九封信》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