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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台灣就沒有Nike!》40年前,斗六小鎮上的兩杯茅台 成就Nike兆元王朝
敬我們的台灣朋友!
鬆餅運動鞋(編按:Nike獨創的熱門鞋種)擁有獨一無二的外鞋底和枕頭般舒適的中底減震墊,售價又低於市場行情(24.95美元),前所未見地擄獲大眾的想像力。不只感覺起來不一樣,或穿起來不一樣──看起來也不一樣,迥然不同。鮮紅的鞋幫,粗白的勾勾,堪稱功能和美學的革命。這外觀吸引數十萬人成為耐吉的新顧客,而其性能鞏固了顧客忠誠。抓地力和避震力優於市面上任何產品。
從流行配件到文化工藝的角度看鞋子在一九七六年的演化,我有個想法:人們可能開始穿這玩意兒去上課。
上班。
去雜貨店。
日常生活走到哪穿到哪。
這是個相當誇張的構想。愛迪達意欲透過史丹‧史密斯(Stan Smith)代言的網球鞋和鄉村系列(Country)跑步鞋將運動鞋轉變成日常穿著,成效有限。而這兩者的獨特性或受歡迎程度都及不上鬆餅運動鞋三分。所以我請工廠開始製造藍色的鬆餅鞋,這樣和牛仔褲比較搭,而鬆餅鞋的銷量就從這時真正激升。
我們生產得不夠。零售商和業務代表都下跪懇求我們把能運的鬆餅鞋統統給他們。一飛沖天的訂單改變我們公司,遑論整個產業。這數字重新定義我們的長期目標,它給了我們一直欠缺的東西──身分,只有品牌是不夠的。耐吉逐漸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到了我們非換公司名稱不可的地步。我們決定,藍帶公司(編按:Nike前身)該功成身退了。我們必須組成耐吉公司(Nike, Inc)。
而為了讓這個新名字響徹雲霄,持續成長,度過美元走弱的難關,一如以往,我們必須提高產能。業務代表的跪求不會持續多久,我們必須找到更多日本之外的製造中心。現階段在美國和波多黎各的工廠有幫助,但絕對不夠。太舊、太少、太貴。所以,1976年春天,終於到了轉向台灣的時候。
誰要當台灣的先頭部隊?我仰賴吉姆‧戈爾曼,一名彌足珍貴、向來以對耐吉近乎瘋狂地忠誠著稱的員工。在往海外的飛機上,戈爾曼證明是個酷愛學習的人,猶如海綿。對於我的經驗、我的意見、我讀的書,他無不打破砂鍋問到底,而且記下我說的每一句話。我覺得彷彿回到波特蘭州大教書,很喜歡。我記得,要加深你對某個學科的知識,最好的方式就是分享,所以當我將我對日本、韓國、中國和台灣所知的一切轉移到戈爾曼的腦袋,我們教學相長。
我告訴他,鞋子的生產商啊,正聯手拋棄日本。而他們全都轉往兩個地方:韓國和台灣。兩個國家都專攻低價鞋,但南韓已選擇採用幾家超大型工廠的模式,台灣則正在建造一百家較小的工廠。那就是我們選擇台灣的原因。對最大的工廠來說,我們的需求太高,量卻太低。而在較小型的工廠,我們將擁有主導權。一切將由我們掌控。
當然,比較棘手的挑戰是如何提升我們所選工廠的品質。
再來是政局不穩的持續威脅。蔣介石總統剛去世,我告訴戈爾曼,在掌權25年後,留下麻煩的權力真空。
另外,你永遠必須考量台灣和中國長年的緊張關係。
當我們飛越太平洋時,我一直說,一直說,而戈爾曼在做詳實筆記之餘,也提出嶄新的構想,而那給了我新的洞見,要思考的新的事情。當我們在台中,我們的第一站踏出飛機,我滿心歡喜,也印象深刻。這個傢伙熱情洋溢、活力充沛、渴望趕快開始。我以當他的導師為傲。>
選得好,我告訴自己。
但當我們抵達飯店時,戈爾曼退避三舍。台中看起來跟聞起來都像銀河系的另一端。一座冒煙工廠林立的大都會,密度每平方英尺數千人,完全不像我見過的任何地方,而我已經跑遍全亞洲,所以可憐的戈爾曼當然會受不了。我在他眼中看到典型亞洲菜鳥的反應,那種精神錯亂、電路超載的神色。跟潘妮在日本遇到我時一模一樣。
穩住,我告訴他。一天一天過,一間工廠、一間工廠看。跟著你的導師走就對了。
接下來一星期,我們拜訪、參觀了二十多間工廠。大多不好。幽暗、髒亂,員工重複同樣的動作、眼神空洞。
我想起強森。我決定讓豐泰成為我們台灣事業的基石。
當我們沒在參觀工廠時,戈爾曼和我接受工廠老闆的招待。他們請我們享用當地的佳餚,其中有些是真正烹調過的食物,也一直斟給我們一種叫「茅台」的玩意,說是種蒸餾酒,但顯然是用鞋乳而非甘蔗蒸餾的。因為時差的緣故,戈爾曼和我都不勝酒力。兩杯茅台下肚,我們就爛醉如泥了。我們試著放慢速度,但東道主一直舉起他們的玻璃杯。
敬耐吉!
敬美國!
在造訪台中的最後一頓晚餐上,戈爾曼一再請求離開、衝進男廁、潑冷水到臉上。每當他離開桌子,我都把我剩的茅台統統倒進他的水杯。每一次他從男廁回來,大家都會再敬一次酒,而戈爾曼以為拿水杯十分穩當。
敬我們的美國朋友!
敬我們的台灣朋友!
又吞了一大口摻了酒的水後,戈爾曼一臉驚恐地看著我。「我覺得我快昏倒了,」他說。
「多喝點水,」我說。
「喝起來很怪。」
「哪會。」
雖然我頻頻把酒精偷賴給戈爾曼,但回到房間時,我還是頭昏眼花。沒辦法準備就寢。連找床都沒辦法。我在刷牙時睡著,刷到一半。
我一段時間後醒來,試著找我備用的隱形眼鏡。找到了,又掉到地上。
傳來敲門聲。是戈爾曼。他走進來,問我隔天的行程。他看到我趴在地上,在我自己的一灘嘔吐物中找隱形眼鏡。
「菲爾,你還好嗎?」
「跟著你的導師走就對了,」我含糊地說。
隔天早上我們飛到首都台北,又參觀兩間工廠。晚上到新生南路散步,欣賞那裡數十座寺廟、教堂和清真寺。天堂之路,當地人這麼稱呼。而且,我告訴戈爾曼,新生就是「新的生命」之意。當我們回到飯店,我接到一通奇怪、意外的電話。傑瑞‧謝打來「致意。」
我在前一年拜訪過的某家製鞋廠遇過他。那時他為三菱和偉大的喬納斯‧森特(Jonas Senter)工作。他的熱情和工作倫理令我印象深刻。而且年輕。不同於其他所有我遇過的shoe dog,他年輕、二十來歲,而且看起來年紀小得多,像發育太好的幼兒。
他說聽說我們來台灣。然後,宛如中情局探員,他補充一句:「我知道你們為什麼來這裡……」
他邀請我們去他辦公室,這項邀請似乎是在暗示,他現在自己開公司,不是為三菱工作了。我記下謝的辦公室地址,拉了戈爾曼一塊兒去。飯店的門房畫給我們一張地圖──結果證明毫無用處。謝的辦公室在這座城市地圖未標出的部分,最糟的部分。戈爾曼和我走進一連串沒標示的小路,再走入一連串沒編號的巷弄。你有看到路標嗎?我連路都看不出來。
我們一定迷了十幾次路。終於到了。一棟結實的舊紅磚樓房,裡面有一座不穩固的樓梯。走上三樓途中,欄杆一直在我們手中脫落,而每一道石階都有深深的凹痕──跟上百萬隻鞋子接觸的結果。
「請進!」當我們敲門時,謝高喊。我們看到他坐在猶如巨鼠窩的房間正中央。放眼所及都是鞋、鞋,以及一堆堆、一疊疊鞋子的部件──鞋底、鞋帶、鞋舌。謝跳起來,清出空間給我們坐。他請我們喝茶。然後,水還在滾呢,他就開始教育我們。你知道世上每個國家都有許許多多與鞋子有關的習俗和迷信嗎?他從架上抓了一隻鞋,拿到我們面前。
你知道在中國,男性娶親的時候,會把紅鞋扔上屋頂,確保婚禮當晚諸事順利嗎?他把鞋子拿到奮力突破窗戶污垢的微弱日光下旋轉。他告訴我們它來自哪間工廠,他為什麼覺得它做得不錯,還有可以怎麼做得更好。你知道在許多國家,當人們展開旅程,朝他們扔一隻鞋子其實代表好運嗎?他抓了另一隻鞋,像哈姆雷特捧著憂裡客(Yorick)的頭骨那樣伸過來。他鑑定了它的出處,告訴我們為什麼做得很差,為什麼很快就會分崩離析,然後輕蔑地丟到一旁。一隻鞋與另一隻鞋的差異,十之八九在工廠。忘了設計、忘了顏色、忘了其他所有檢視一隻鞋子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工廠。
我仔細聆聽,還作筆記,像飛機上的戈爾曼一樣,不過我從頭到尾都在想:這是在做戲。他從頭到尾都在表演,企圖取信於我們。他不了解,我們需要他比他需要我們更甚。
這會兒謝開始毛遂自薦了。他告訴我們,只要一點點佣金,他很樂意幫我們引薦台灣最好的工廠。
成敗可能在此一舉。我們可以善加利用地頭蛇,為我們鋪路,替我們牽線,協助戈爾曼適應。亞洲版的吉安佩卓。接下來幾分鐘,我們商議了每雙鞋的佣金,但那是友好的磋商。然後我們握了手。
成交?成交。
我們再次坐下來,擬訂設立一家台灣子公司的協議。要叫它什麼好呢?我不想用耐吉。如果我們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做生意,就不能跟中國不共戴天的敵人有瓜葛。那說好聽希望微小,說難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但終究是個希望。所以我選了雅典娜(Athena)。帶來「nike」的希臘女神。我由此保護了那條不見於地圖、沒有門牌的天堂路。或說對「鞋咖」而言是天堂。
那是一個有20億隻腳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