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履安申請了許多不同科系的研究所，有幾個學校又收了他，譬如MIT的政治系研究所，附近有一所學校收陳履安讀純數學、紐約大學應用數學系也收陳履安，當時他的妻子陳曹倩，錄取了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在紐約，所以，兩個人便一起上紐約，陳履安去紐約大學就讀。 夫婦二人就讀紐約 在紐約大學的庫拉區，是個相當有歷史的學術機構，在裡面清一色是猶太人，教授和研究工作者絕大部分是從德國哥丁頓大學畢業，他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希特勒趕出德國的一批猶太知識分小，這個由德裔猶太人庫拉主持的庫拉校區，只有研究所，學校裡除了有一、二位中國的客座教授點綴其間外，其他全部是猶太人，大部分的教授講話時，都帶著濃濃的德國口音。 陳履安那時住在學校的宿舍，平日搭乘地下鐵上課。在紐約大學求學，陳履安經歷了幾次的挫折考驗，光是口試就經過了兩次，筆試經歷了一次，陳履安很坦誠地說，他每次失敗之後，心理的壓力都相當大，但是，在第二次考時，往往都能順利通過，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名氣很響亮，要求很嚴格，但是，陳履安投入的心思特別深，所以，他只花了一年的時光，論文就做出來了，他自己一邊做論文一邊想，怎麼可能在一年內把論文做好？花了不多的時間，能做出論文，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辦到了。 陳履安自承，他不像他的許多朋友，在唸書的時候，就發表了好多論文，他覺得做學問何其辛苦。 在紐約，他見到全世界最新的思潮，也見到世界最新的走向，他受到這些思潮和走向的不斷刺激與洗禮，陳履安不但在美國的大學裡受最新式的教育，他也感受到美國這個多樣社會的快速脈動。 那正是美國鬧反戰學潮的時代，校園裡甚是熱鬧，也是嬉痞最盛行的時期，許多人捨棄他的正當職業不做，對物質文明起了很大的反感，當時的青年希望能走自己的路，過自己的生活。 當時陳履安有個朋友，也是中國人，原來是做醫生的，自己集資了幾十萬金，到美國北部的一個地方，找三十幾個朋友，大家成立了一個「公社」，全部的人都住在那個「公社」裡，經過十幾年後，這位醫生想要回頭再做醫生，可是，已經不可能了，太晚了，這位醫生當時就發現，其他的人只是用他的錢過快樂日子，可是錢用完，日子也過不下去了嬉痞運動這種一窩蜂的風潮，到後來還是煙消雲散，歸於寂靜。 陳履安最為感慨的，是當年在美國看到的風潮，多年後卻在台灣發現了同樣的現象。甚至在台灣的一些大學裡，許多教授講授的東西，用的也都是美國那一套東西，陳履安向朋友說，他經常可以從教授上課教的內容，可以知道他大概是什麼時候去美國唸書的，可是教授在用美國教材講授時，美國已經轉變了，教授講的東西自然也是落伍了，甚至於前幾年，台灣的一些大學學生吵的「學生治校」運動，都是美國過氣的一些校園產物。 最年輕的大學校長 從研究所畢業之後，有個教授對他很好，好意告訴他，說在紐約附近有個小型的學校，剛好需要人幫忙，問陳履安有沒有興趣去幫忙。它不是什麼名校，只是一所剛成立的小學校，但教授一句話，陳履安就滿口答應了。 在這所小學校教了一年之後，陳履安另一名研究所的教授受聘到紐約大學開一個電腦科學室，問陳履安有沒有興趣到那裡幫忙，陳履安答應了，進入了紐約市立大學。 紐約市立大學是一所窮人學校，跟陳履安在波士頓的求學經歷可說是截然不同的環境，陳履安在紐約市立大學任教一年可說是感觸良多，「在這裡我碰到了最聰明的學生，資質絕不比麻省理工學院學生差，但我也碰到了奇笨無比的學生，大部分是黑人，由於它就位於美國著名的哈林區附近，在那裡，我看到了另一個世界，也經歷了一段特別的日子。」 與五個教授合力將紐約市立大學的電腦科學室設起來之後，另一個機緣又在偶然中悄然來叩門。當時王永慶創立明志工專需要一個校長，朋友就問陳履安有沒有言意願。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陳履安與王永慶碰面了，兩相談甚歡，陳履安一方面也顧念母年歲已高，而六個子女卻都在國外，無人承歡膝下，於是陳履安就接下明志工專校長的位子，回到暌違已久的台灣。 接下明志工專校長這個位子，對陳履安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也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當時陳履安才三十三歲，是台灣最年輕的校長，「我記得進入明志工專的第一天，我跟即將卸任的校長，一個已經七八十歲的老人家一起走在校園裡，很多學生看了之後都哄然大笑，當時我才三十三歲，我知道他們都覺得不太可能，我太年輕了。」 陳履安在明志工專的日子並沒有感受到太大的壓力，不像之後的工作受到社會這麼大的關注，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媒體沒有像現在那麼發達。 剛回國的陳履安難免直率而氣盛，當時他基於自己對中文字構造的認識，以及顧及到書寫的便利，提出中文字由右寫向左的觀念，這個在今日看似稀鬆平常的事，在當時可是遭到相當多的責難與非議，陳履安當時還為自己的理念提出了相當的抗辯，「人的眼睛本來就比較習慣左右橫寫，且中英文夾雜時非橫寫不可，這只是跟傳統規定不符合，在當時卻演變成思想的問題。」 在明志工專待了不久，陳履安就轉到教育部技職司服務，「我記得離開明志的那@天，很多老師學生一路從山上送我到山下，我非常感動，有一位學生還特地拿了一個『歡送陳校長』的標語給我看，他告訴我『你看，這是從左寫到右』」。「我到教育部時才知道真的有這麼一項規定，但這必須要突破，現已經不是問題了。我還記得當時還規定字不准下寫到上，我當時只有一個感覺，管這些幹什麼！如果是為了藝術、廣告，你管人家要怎麼樣！」 官場文化百般滋味 陳履安到職技司司長時，他才真正領教到台灣的官場文化。「我上任三個月後就有說不完的故事，直可用『官場現形記』、『儒林外史』的情節來比擬，現在回想起來還滿有趣味的。」 教育部，陳履安又被調去當「台灣工業技術學院」的第一任院長，當時的工技學院，還是一片草，為了學校蓋房子的事情，陳履安學會了監工，這是他生平以來第一次做這種事情，但他從中受用不少。 斯時，陳履安經常得半夜起身去看工人施工，慢慢地，這位腳踏實地的學者，成為工地常客，並且成為工人和工頭心目中，最認真盡職而從來不端架子的院長，他從開始專心傾聽工頭的心聲，傾聽包工的心聲，他逐漸了解，為什麼很多場合裡聽到人家提起做工程，就存在各式各樣弊端的傳言。為什麼大包給中包，中包再絟小包，上面和中間的人中飽私囊之後，最後的小包只好偷工減料一途。 偷工減料有時簡直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有的承包商，甚至還發明了「抽鋼筋」的方法，比如說，五、六樓的樓房，本來柱子裡頭應譹埋設八根鋼筋，包工居然可以趁人不備之際，偷偷把柱子裡的四根鋼筋在灌水泥灌漿後不久，悄悄將它抽出來。 為了一探究，陳履安還特地到一些民間工地私下了解，他才知道所謂「抽鋼筋」之說，是確有其事。 那時在陳履安服務的學校負責監工的，是一位非常有經驗的工程師，在他那兒，陳履安不恥下問，到了不少東西和工程的諸多玄機。 在技術學院服務一段時間，剛好，那時的教育部長就是現在的副總統李元簇，李先生了陳履安以往的成綪很不錯，就請他到教育部去當次長。 在教育部政務次長任上，恰逢中美斷交，那時，政府成立了一個「政治外交組」，陳履安也是其中成員，他和老前輩黃少谷分在同一個組工作，為了穩定民心，政府要陳履安這些青年官員，到全台灣各地講述政府的政策，並掃除民眾的危機意識。 到地方上聽各種不同的意見，當時，地方上最高亢的一種聲音，就是希望民間參與政府決策的期待，要求增加台灣本地的中央民意代表的名額到九十人，那時還修訂或是增加了不少法規，改革了許多制度上的流弊。 就在這段時期的某日，陳履安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教授，在衡陽路上小館子吃飯，吃完坐車回去的時候，司機告訴他：「次長，你知不知道，你的職務好像調動了。」陳履安很關切地問司機，司機回答：「我也沒聽清楚，是我在收音機裡聽到的。」 回到教育部，才知道自己已經被調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組工會去了，那時候，陳履安根本不清楚黨部是要做哪些事情，組織工作會又是做什麼的，主任又是掌管什麼的，他是一點也沒個譜，完全不清楚，他就這樣去上任。 平常，陳履安是一個喜歡發問的人，可是，黨部卻是一個不太能問太多問題的地方，問題一多了，人家就會以為你有「問題」。讓陳履安大開眼界的是黨部這種構，特別重視人際際關係。 剛去的時候，陳履安實在不習慣，就以開會來說，參加會議的人經常是各說各話，不著邊際，聽起來似乎都不在談這個問題，但是，其實大家從不同的角度在思考問題，而不願明白地把問題講出來，要相關的人自己去體會，陳履安發現，黨部光是開會就是門大學問。 組工會主任做了一陣子，陳履安再被當時的層峰派去當黨的副秘書長，當時，中美兩國剛斷交，陳履安自先提議，要國民黨多發展和美國及其他國家民主政黨的聯繫，加強政黨外交的工作。 基於政黨外交工作的落實，陳履安奉命經常得到國外，去考察各個國家的政黨政治。他發現，任何國家實施的民主，事實上都和書本上說的那一套，存在著極大的落差。假如一個國家真的想實現民主，那非得付出代價不可。 幾次出國訪問，陳履安聽到不少有關各國民主的笑話和故事。 在義大利，有位仁兄他想參選議員，他打聽了一下，若是要當選的話，至少得二千票，他本身是做鞋子出身的，於是，他就打算送二千五百雙子絟他的選民，他想出了一個妙方，他向選民承諾，先送左腳的鞋子，一旦他當選，立刻補送右腳的鞋子，選舉結果，他果然當選，便立刻補上右腳的鞋子給選民。 還有一次，陳履安到南美某國去訪問，那個國家選舉非常有趣，凡是去投票的人，都由投票所的服務人員，用原子筆在手上畫上記號。陳履安就問該國有關人士，如果，有人回家去之後，用肥皂把先前的原子筆印子洗掉了，回去再投一次票，政府部門怎麼辦？該國接待人員告訴他，他們國家有肥皂的人民很少，所以，他們沒這個麻煩。陳履安接著問道，那假如政敵故意以原子筆去畫對手選民的手怎麼辦？那位政府人員回答他，我們國家的老百姓沒那麼聰明，所以從沒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在黨部的時候，因為陳履安經常得去國外考察、工作，所以，有人謔稱他是「外交部的行走」。 後來，陳履安向上面表達了想去國科會u作的意願，他的用意是希望藉著離開黨部的機會，離開政治圈子休息一下，他希望為學術界做些建立制度的工作，讓學者能專心致力於研究，而不必再出去?頭露面，在外頭寫文章、兼差，而耽了正常的研究工作，也讓做研究人受到應有的尊重。基於一理念，他想出了傑出?的設計，如果連續兩年優等，就發給相當數目的研究經費，以資?勵。 致力發展光電工業 在國科會，陳履安真正感受到台灣的潛力無窮，例如，他為了發展台灣的光電工業，特地作了一項調查，發現全台灣真正懂光電科學的，只有十二位專家，為了發展光電，陳履安下家決心，先從培養國內的才做起。 國科會立下了這個目標後，以兩年時間，不斷透過各種管道，從國外挖掘光電科學方面的人才，結果，國科會從國外延攬了一百五十幾個這方面的專家，回到台灣來。 工業界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國科會就幫他們找人，即使找不到中國人，可以找外國人。我們國家在國外的人才，多如過江之鯽，只是國家機構從來不去找而已。 三、四年的工夫，光電工業發展為二億美金的生意，陳履安從這件事情，得到一個啟示，任何事情，要在台灣做起來，必須先得培養人才，有了人，任何事業都可以很快發展起來。 在國科會的良善環境中，陳履安做了不少自真正喜歡的事情。 為了了解中國氣功的奧秘，他在國科會的任上，特地請人以科學方法分析氣功，研究氣功。 李登輝總統繼任之後，陳履安被請去黨經濟部長，經濟部是個相當龐雜的部會，它管轄的部門包括貿易、工業、商標、檢驗、專利，還有十個相當龐大的國營事業，台電、中油、台糖、中船、台機：有的賺錢，有的虧本，複雜得很。 陳履安上任那陣子，正值台幣升值、勞工問題層出不窮，突發事件很多，經濟部都得一一解決，還要靜下來作長遠的規劃。 「經濟部是一個真正戰鬥的單位，人才多，而且同仁可愛的不得了。」陳履安到今天仍對經濟部的同仁讚不絕口，交了不少的朋友。 一位長期採訪經濟部新聞的記者，就有感而發地說：「我從來沒見過像陳履安這樣有『人味』的部長，不但沒有架子，而且從來沒有那種官員常有的虛矯之氣，他從來不把黨官當作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和任何人講話都很真誠。」 文人部長創紀錄 陳履安當國防部長，創造了中華民國的另一項紀錄：他是第一位文人部長。 當時，在野勢力急欲打開國防部的「黑盒子」，而陳履安扮演的角色，除了為國防把關，更受人矚目的是，他如何拿分寸，將昔日被認定是「國防機密」的國防事務，逐步讓民眾得到比較深入的了解，不致對國防部引起更多的不良聯想。 陳履安不厭其煩地向國內民眾說明，什麼樣的國防機密可以公開，什麼樣的問題是絕對不能公開的他也會勇敢地向質詢他的立法委員說：「無可奉告！」 陳履安在經歷過那麼多的職務後，他最羨慕的人，莫過於那些自幼就立下志向要做什麼學問家、飛行員、科學家…..之類的人。 陳履安很坦誠地說：「我好像沒立過志。」但是，陳履安的這一缺憾，卻是他做事盡心的基礎，他每經歷一件事，總是全力以赴，他把任何新職務，當作學習的機會，在工作中，他體會到，碰到困難的時候，一個人敢不敢去挑起擔子來。 「甘心做一個過程，甘心做一塊磚頭，這樣的想法可以讓你心安理得。」他說。 年過五十，陳履安了解到「放慢腳步」的竅門，他也慢慢懂得如何去照顧週遭的人的「感覺」，並且如何把這種照顧別人感覺的分寸，拿捏到最恰當的地步，因為人不能因為完全顧慮到照顧別人感覺，事情就不做了，也不能因為做事情，而全然不管人家的感覺。 盡心盡力、心安理得，是陳履安一直到今天，在各個單位服務的基本信念，當然，人是有缺點的，人也是有侷限性的，沒有人是完人，也沒有人全然完美，但是，一個人如果懂得盡心力，內心平靜，縱然他有再多的缺點，那些缺點就不會成為他為人行事的障礙，反而成為他激勵內心、自我警惕的礎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