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元月十四日，李登輝總統在他的著作（經營大台灣）版稅捐贈典禮上，發表一篇以「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為題的演說，引起了各界的迴響。接著，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發表八點對台建議，其中有一點為：「五千年文化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重要基礎，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一時之間，「中華文化」似乎成為兩岸溝通往來，甚或建立共識的基礎，甚至連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陳芳明也表示：民進黨不挑戰「文化中國」的概念。 　建立新中原 　什麼叫做「文化」呢？用最寬鬆的定義來說，文化即「語言」，使用同一種語言的人，便共有同一種文化。從言個角度來看，不管將來兩岸在政治上是合是分，說「兩岸同胞」共同繼承了「中華文化傳統」，應當是不會錯的。然而，從文化的具體內容來看，文化又是處於不斷的變遷之中。在相隔將近四十年之後，海峽兩岸在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等方面，已經有相當明顯的差異。台灣要想在兩岸競爭的局面下保有優勢，一定要能做到「經貿積極，政治分立，文化超前」，在文化方面「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由此觀之，李總統提出的「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確實是很具有前瞻性的口號。 　然而，這樣的口號要如何落實呢　？李總統的「經營理念」能不能把台灣建設成中華文化的「新中原」呢？元月十六日，交通大學教授秦繼華在一篇文章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灣將成為華夏文明的新中原，這是歷史的應然，但卻未必是歷史的必然」，「台灣自六年代經濟起飛，只花了二十多年，就衝破國民所得一萬美元，成為新興工業國家」，「但可怕的是，剛剛擺脫生產力落後的歷史條件，新的歷史條件又悄悄的形成，這個歷史條件叫做』分配不均、貧富懸殊『。」 　「新中原」的困局 　「一旦生產力不足及分配不均這兩種歷史條件並存惡化，則台灣的生命力必然斲喪。李登輝總統有遠見，指出台灣做為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交匯的樞紐，足以躍居為中國文化的新中原，不知他是否亦有智慧看出使台灣衰落的歷史條件也正在形成中？」 　秦教授擔心的問題，正是我關懷的焦點所在。去年九月，「亞洲生產力組織」在台北召開了一項題為「社會文化對生產力的衝擊」的學術性會議。該項會議共有十個亞洲國家的代表出席，從他們提出的論文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個趨勢：日本是自成一格的經濟巨強；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是近年來經濟蓬勃發展的「亞洲幼虎」；印度不在「儒家文化圈」之內，在此暫且不論。在「東亞四虎」中，香港雖然有九七之憂，但他的生產力卻像新加坡一樣，能夠保持穩步向前。台灣卻跟韓國一樣，面臨了一連串類似的發展困境，包括：金權政治、貧富懸殊、貪污腐化、物價高昂、產業外移，以及工作意願低落等等。 　這本於今年四月初在東京出版的論文集題為：「東方化」（Easternization），其意思為：世界經濟的中心正快速地移向東方，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人民，具有一種「勤勉、好學、刻苦、力行」的傳統。在和西方文化接觸的過程中，能夠以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學習外來文化，用以爭取個人或家族的成就和利益，造成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幸的是，儒家文化也有一種「重人情、輕法治」的傳統。倘若政治權威不懂得全力維持一種公平的法治秩序，社會上有錢有勢的人，便可能利用他們特有的人際關係網絡，來爭取不法利益。於是乎，金權政治、黑金政治以及其他種種的弊病，便應運而生。 　許多社會的跡象和客觀的指標都顯示出：目前的台灣正面臨了這樣的困境。比方說，元月十九日，行政院經建會指出，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最近出版一九九四年「世界競爭力報告」，台灣在四十一個已開發及新興工業國家中的競爭力排名第十八，已經連續下滑兩年，落於新加坡、香港，及馬來西亞之後，其中國際化程度的表現是一年不如一年，政府（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競爭力及基礎建設則由前年的第名，落至第七名。 　台灣的「亡徵」 　任何人都不難從諸如此類的資料中看出：使台灣衰落的歷史條件正在形成之中。這種歷史條件的形成當然不一定使台灣立刻陷於危機之中，但是卻可能使台灣一步步走上危亡之路。 　使台灣衰落的歷史條件正如韓非子所說的「亡徵」，它們透露出當前台灣所面臨的重重危機。這樣的歷史條件是如何形成的？作為國家元首，李總統對於這些問題所擬訂出來的「經營策略」，是不是能夠扭轉這些歷史條件，使台灣脫離困局？ 　最近兩年來，台灣新聞媒體上所出現的政論文章中，經常有人撰文批評：目前李登輝在台灣所搞的「民主改革」，其實並不是真正西方式的民主，而是一種「民粹主義」式的民主。個人認為：「民粹式民主」一詞確實能夠概括「李登輝時代」台灣政局的特色，台灣當前的危機，泰半是由「民粹式民主」所造成的。李登輝所提出來的「經營策略」，不僅不足以使台灣脫離困局，反倒可能加深台灣的危機。 　然而，到底什麼是「民粹主義」　？當前國民黨在台灣的所作所為，到底是不是「民粹主義」？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國民黨式的「民粹主義」具備有什麼特色？這種「民粹式民主」為什麼會給台灣帶來危機？如果李登輝的「經營策略」，不足以解除台灣的危機，台灣又應當如何走出困境？ 　這幾個問題是攸關台灣未來興衰存亡的大問題，也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不能不思考的關鍵性問題。首先，我們要談的是：什麼是「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populism）是十九世紀中期在俄國產生的一種政治思潮。當時的俄國已經開始發展資本主義，但小生產者仍然在社會中佔優勢。「民粹主義」便是代表小生產者利益的一種社會主義思潮，早期主要代表人物為拉甫羅夫和米海洛夫斯等人。他們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主張發動農民推翻沙皇制度和地主統治，因而有「民粹派」之稱。在俄國農村分化尚不明顯的一八四年代，「民粹派」的主將赫爾岑提倡「農業社會主義」，車爾尼雪夫斯基提倡「村社社會主義」，主張土地民主，使土地關係擺脫農奴制度的束縛，同時否認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的必然性，認為只要發展農民村社，就可過渡到社會主義。 　隨著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以及農村兩極分化的加劇，「民粹派」內部逐漸分裂，普列漢諾夫等人轉向馬克斯主義；另一部分人則在一八七九年成立「民意黨」，採取恐怖手段，從一八八○年起，策劃了八次行刺沙皇的行動，並在一八八一年三月刺死亞歷山大二世，因而遭到沙皇政府的強力鎮壓，終於宣告瓦解。 　一八九○年，民粹派終於和沙皇妥協，開始提倡自由經濟。二十世紀初期，隨著俄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和馬克斯主義的崛起，民粹派不再是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大部分人都變成支持資產階級的自由派。 　民粹主義者主張主觀社會學，從「人類天性」出發，認為：理想的社會制度是符合公平與正義原則的制度，社會歷史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批判性地進行思維的人」所從事的活動，造成人類的進步；至於群眾，只不過是一種「停滯不前的惰性力量」而已。 　民粹主義的思想和馬克斯主義之間存在著強烈的矛盾，列寧因此寫過一本書，批判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認為他們是一批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打著馬克斯主義的旗號，卻可以在沙皇政府准許的報刊上發表文章，宣揚資產階級的觀點和主張，所以稱呼他們為「合法的馬克斯主義者」。 　民粹式民主 　當前台灣的政治經濟環境和十九世紀的俄國已經有極大的不同。目前台灣基本上是在走西方式資本主義的道路，馬克斯主義並不是台灣政治中的主流，在台灣根本還不成氣候。國民黨內部並沒有人自認為他們是「民粹主義者」，也沒有人在提倡「民粹主義」。 　然而，倘若我們仔細考察李登輝興起的歷史，我們又可以看出：他在台灣政壇上崛起的過程，和一八九○年代的「合法馬克斯主義者」有若干神似之處。他在青年時期，有社會主義的傾向，中年到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回到台灣後，先向國民黨靠攏，受到蔣經國的重用，取得權力後，一面勾結財團和資本家，一面利用地方派系，回過頭來進行「民主改革」，清除國民黨的舊勢力。在這方面，他確實幹得比「民粹派」漂亮；在歷史上，俄國的「民粹派」最後走上了瓦解的道路，可是李登輝卻成功了。 　在李登輝「民主改革」的過程中，台灣的政壇上同時也出現了一批懷有「民粹思想」的政治人物。他們並不瞭解；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精義，在於透過民主的程序，制訂符合社會正義的法律體系；行政機構最重要的職責，便是根據「法治主義」的精神，來保障每一個人的自由。相反的，他們以為：一個人一旦經過各種選舉，當選公職之後，便成為人民的「精粹」，便可以利用職權，為所欲為。 　李登輝口口聲聲要對國民　黨的威權式政治體制進行「民主改革」，可是他又利用國民黨在國會中所佔的多數優勢「借屍還魂」，承襲了國民黨的威權式政治體制。國民黨籍的民意代表，更是經常利用自身對各級政府的影響力，「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修訂各種法令，或採行各種措施，來保障大財團或地方派系的利益。幾年下來，台灣的政治演變成為「假民主之名，行多數暴力之實」的「民粹式民主」，台灣社會也演變成為「金權治國、黑道治縣」的特權社會。 　從表面看來，這種「民粹式民主」雖然是「李登輝時代」的一大特色　；可是，倘若我們仔細加以深究，我們當可發現：它是東方文化傳統和西方式民主政治結合之後，所產生出來的一種「怪胎」，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礎。歷史是由人寫出來的，今天，當我們在對「民粹式民主」進行批判的時候，批判的矛頭似乎是指向「李登輝時代」的許多人和事，其實，最讓作者感到憂心的，並不是這些現象，而是這些現象背後的深層結構。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目前李登輝正在為他明年競逐第一屆「民選總統」積極造勢。他不惜以每年一百五十萬，四年三百五十萬美元（約新台幣一億二千萬）的天價，透過美國卡西迪公關公司的幕後運作，迫使柯林頓政府准許他回大康乃爾大學作「私人訪問」，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以國民黨在歷次選舉中「但求勝選，不擇手段」的作風來看，他在明年總統直選」中勝選的或然率是非常高的。然而，即使他再當選一任四年的總統，他終究也要走出歷史的舞台。不管他有多麼強烈的「使命感」，難道他能像蔣介石那樣，「余又任，吾三連」，一任又一任把住權位不放嗎？ 　更清楚地說，作者所關心的，並非李登輝本人是否要競選第一任「直選總統」的問題。作者也不敢期望：這本書會對李登輝本人造成任何影響。坦白說，對於這樣一個「性格剛愎、自視甚高」的老人，作者對他已經不抱任何期望。真正讓作者感到憂心的，是「李登輝時代」所誘發出來的「民粹式民主」心態。事實上，這種心態已經給台灣帶來莫大的危機。倘若我們喪失掉清冷的批判意識，倘若我們不能客觀地認清「民粹思想」的危險性，即使李登輝走出了歷史的舞台，目前普遍存在的「民粹」作風，仍然將繼續帶給台灣巨大的禍害。作為一個決心與台灣共存亡的公民，我們不能不問的問題是：台灣為什麼會走上「民粹式民主」的道路？這種道路將給台灣帶來什麼樣的危機？ （轉載自商周文化出版「新中原」的社會文化困局聯絡電話：7736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