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履安出生於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袓上浙江青田人，他的父親就是本省老一輩人口中的「陳誠仔伯」陳誠。他的母親譚祥女士的父親，是曾任湖南省主席、行政院長的譚闓，如果以一般人的尺度衡量，陳履安可以說是「啣著金湯匙出生」的公子哥兒，但是，陳誠夫婦從來不曾對陳覆安這個家中長子，有絲毫的驕縱之情。 陳履安出世後不久，抗日戰爭就爆發了，陳履安小時候，就因為父親長年在前方指揮作戰，或忙於公務，在家的時間屈指可數，所以，家中大小的事務，全由母親一手包辦打理。陳履安姐弟六人的功課，也都是陳譚祥女士負責督導調教。 胃疾惡化影響戰局 在陳履安心目中，父親是一個比較嚴肅的人，個性有時候顯得稍微有些急躁；母親的為人則顯得相當寬厚慈愛而有耐心。 陳履安不只一次告訴友人，「記憶中，從不曾聽過媽媽對我們兄弟姐妹說過任何一句音量稍微高一點的責罵聲，我們若是犯了錯誤，她總在沒旁人的時候開導我們，完全以開導代替約束與打罵。」 雖然誕生在抗戰前夕，陳履安的少年時代，其實是在台灣時期打開序幕的，而陳家和台灣結下的不解之?，和陳履安的父親陳誠，有著不可分的關係，而陳誠的治理台灣經驗，或許更在冥冥中注定了陳履安日後要和台灣命運結下脣齒相依的不解之?。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五日，在中國東北戰局危阽之際，陳誠住進了上海的陸軍醫院，動手術治療胃潰瘍，事實上，他的胃潰瘍痐痼疾，和東北戰局的惡化，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 陳誠主持東北行轅時，國軍將領廖耀湘，在和共軍打「公主嶺之役」時，不聽從陳誠的命令，率領的兵團遲到了好幾個小時，導致共軍攻勢凌厲，國軍部隊先勝後敗，損失了兩三個師的國軍部隊，陳誠以廖耀湘抗命，想槍斃他，可是，蔣介石不准，據說，陳誠便在一氣之下，胃潰舊疾發作，臥病在床。 戰況危殆之際，主帥卻臥病不起，這終非良策，蔣介石曾經親自到東北探視陳誠病情，發現實在病況嚴重，便特許派機把陳誠送到上海陸軍醫院醫治。在該院，由名醫張先林教授親自為陳誠開刀，為他割除了三分之二的胃部。 當時，中國的國共戰爭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東北軍事重鎮錦州、山東省會濟南，已經先後淪陷，上海固然繁華依舊，但是，人心已經出現浮動的跡象。 開完胃部手術的陳誠，和夫人陳譚祥、子女陳履安等人，住在上海霞飛路朋友的寓所，屋主已經三番兩次向他催索住所，一些多年老友，曾經勸他以當前國家局勢，共產黨必然坐大，不如出國當寓公算了，陳誠當場斷然拒絕這一建議。 環境清幽適於養病 這個時期的陳誠內心是相當痛苦的，一方面，國內輿論喧囂著要他負起東北戰局失利的呼聲，另方面，國民黨對共產黨的軍事行動，已經由原先的優勢，轉為劣勢，由原先的攻勢，變為守勢，局勢逆轉的迅速，讓人有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而此時的陳誠，已經不能置喙軍政大事，陳誠畢竟對國家有著一份濃厚的責任感，如今，將軍失去了戰場，國人對他懷有貽誤軍機的惡劣印象，內心的憤懣焦慮，是局外人所難以體會的。 上海既不能久留，陳誠便思易地而居，起先，他想回浙江青田原籍暫住，當時，浙江鄉下的治安狀況並不好，經常有土匪為患，陳誠考慮安全因素，所以，他排除了回青田老家的可能性。 思慮再三，陳誠還是決定舉家遷往台灣，會決定來台灣，據陳誠自己的講法是：「因為台灣一方面氣候較宜於養病，一方面交通亦較便利，而且環境幽靜，物價亦較便宜。」 於是，在徵得夫人陳譚祥女士同意後，於民國三十七年的十月六日，從上海搭乘飛機來到台北，剛到台灣，陳誠一家就住在日本佔領時期在草山蓋的「海軍招待所」──一處在當時算是相當舒適的日本式平房建築。 剛到台灣的那段時日，可說是陳誠一生生活最舒適的時光，當時，醫生的囑咐，是希望他能休養一年時間，但是，在戰爭情勢危急的狀況下，不可能讓他有太充裕的時間養病，到台灣不久，南京方面就來電徵求陳誠同意，是否可回大陸主持「衢州行轅」，陳誠並沒有接受這一任命，但他衡量當時的軍政大勢，建議當局應該在廈門設立「行轅」，以確保東南沿海地區，而不應該把行轅放在遙遠的衢州。陳誠的建議，並沒有被南京方面採納。 奉命接任台省主席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上九點多，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魏道明來陽明山找陳誠，並且帶來了蔣介石一封電報，電報內文是：「決任弟為台省主席，望速準備。」第二天的各報刊登了簡單的電訊消息，表示行政院已經開會決定將改組台灣省政府，任命陳誠為主席。斯時，陳誠對當台灣省主席的意願十分淡薄，他在得到蔣介石電報後的第二天，在覆電中說：「伯聰（指原任台灣省主席魏道明）極有遠見，並有辦法，應仍請其主持台政。」可見，陳誠早先對蔣介石任命他當台灣省主席興趣缺缺。 陳誠當時不願任職的最大原因，乃在於南京政府內，不論是軍政大員，或是民意代表，都對陳誠的東北領軍剿共的失敗印象，記憶猶新，反對聲浪甚大，對他推動台政，不啻是一大橫阻。基於種種原因，陳誠始終對蔣介石命令他當台灣省主席的命令多方拖延，在拖延了五天後，蔣介石又來了一封電報，帶著責備的口氣說：「如何不速就職，若再延滯，恐夜長夢多，全盤計劃，完全破敗也。」 陳誠在接了蔣介石的這一封電報後，知道不便再辭讓，便在第三天，也就是民國三十八年的元月五日，正式接任台灣省主席一職，陳誠上任的時候，除了帶一名隨從人員之外，所有各廳處人員的人事，都絲毫未變。陳誠主政的第一句政治口號，他特地用了八個字概括：「人民至上，民生第一」。從這一天起，陳誠不但是台灣省主席，同時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此外，陳誠還兼任東南軍政長官，主要任務，是蔣介石要他在東南沿海地區，收拾被中共打敗的國軍殘兵敗將，經過一番整頓之後，重新加以整編，另日再圖匡復中原。 陳誠接任台灣省主席後，重要的施政工作主要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他推動台灣的地方自治，落實台人治台的基本精神。 第二、在財政金融上，他主張把政府從大陸運來台灣的二百萬兩黃金，作為新台 幣發行的準備，奠定了台灣的幣制改革基礎。 第三、實施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政策，改善台灣底層農民的生活，破除士地 壟斷和階級壓榨的舊社會弊病。 由於陳誠貫徹以上三項基本政策，這也是他受到當時台灣民眾愛戴的主因，當年，台灣民眾尊稱陳誠為「陳誠伯」，民國五十三年，陳誠以六十八歲的年壽去世時，許多台灣民眾對他更是感念有加，即使到如今，一般老一輩的台灣民眾對陳誠哲嗣陳履安，難免仍有一份「愛屋及烏」的情分在裡頭。 隨父母初到台灣，陳覆安小學都還沒有唸完，到台北讀小學時，陳誠以省主席和東南行政長官之尊，家裡多的是公務用車，可是，陳誠怕子女從小養成驕縱的個性，反而對子女有害，所以，他向來不允許孩子上下學坐公務車，硬性規定六個孩子，出門一律搭乘公車。 父嚴母慈家教儉僕 爸爸是陳誠，在學校裡，陳履安若是犯錯的時候，老師照常打他的手心，學校對他毫不鬆懈。一些比陳履安大的孩子們，動不動就利用機會欺負這個不用特權的孩子。 據陳履安的回憶，小時候，在學校操場裡玩耍、踢球的時候，高年級的大朋友經常會跑過來搶球，那時候，陳履安長得又矮又瘦，時常遭受大孩子們的欺侮。 陳誠那時對幾個孩子的管教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只要求他們要好好唸書，陳履安對任何功課都喜歡，唯一不喜歡的，就是學校大大小小從不間斷的考試。 小學時代，有一次，學校裡面要每位小朋友都上台演講，然後由老師打成績，那天，陳履安因為一時緊張忘了繫褲子皮帶，上台後，一方面緊張，一方面又怕褲子掉下來，雙手還不停拉著褲頭，後來，這場演講在四、五十個學生裡，拿了個倒數第二名。 陳履安每當想起這幕情景，總是不忘提醒朋友，人生的道路上，有些失敗經驗總是難免的，那一次和他一起演講，並且拿最後一名的同學，長大以後拿到博士學位，並且順利地在大學執教，成了大學教授，倒數第二名的他，如今貴為中華民國的監察院院長，更即將往總統之路勇往邁進。 知足常樂傳家寶典 從小，陳履安的父母親就要子女們養成「知足常樂」的習性。陳履安的母親陳譚祥女士，給她的幾個孩子們，留下了一幅由清代書法名家劉墉寫的橫匾「知足齋」，作為教育子女的治家格言，陳家子弟向來亦是以此明訓，作為個人立身處世的座右銘和傳家寶典。 因為知足，陳家從陳誠時代起，向來就是勤儉自持，簡樸有加。早年，台灣還沒有什麼電視，大家平常的消遣很貧乏，多數比較有錢的人家，喜愛去聽戲，再不就是和三五知交打打衛生麻將，唯獨陳誠是既不聽戲，也不打牌，連家裡吃的菜，他都交代盡量清淡些，餐桌上更少有大魚大肉。 陳誠在當副總統的時代，有一年的夏天，陳副總統在舊官邸請幾位朋友吃飯，那時，陳家住的地方名為官邸，實際上不過是一幢有庭院的破舊日式平房。 那天天氣實在非常悶熱，當時，台灣有冷氣的場所還很少，陳誠雖然貴為副總統，但是，家裡還沒裝冷氣，氣溫高，大家都熱得受不了，大夥兒在客廳裡揮汗如雨，陳誠只好請大家寬衣，眾賓客寬了衣之後，也要陳誠自已不必拘禮，陳誠看不好推卻只好厚著臉皮寬了衣，這時，大家才看見原來陳誠穿的汗衫，有好幾個破洞。 陳誠都如此節儉，更遑論他兒子陳履安。唸中學時，陳履安除了學校的制服以外，居然沒有一件其他的衣服，直到他要出國到美國唸書的前夕，才由母親幫他訂做了一套西裝。 愈是在艱苦的歲月中，愈是有一股甘美的回憶，在兒提階段，陳誠最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共度歡樂時光，陳誠擅長發明遊戲，並且還帶著幾個孩子一起玩耍，陳履安和他的五個姐弟，也學會了創造性的玩法，所以，他們幾個即使只有幾塊積木，就可以讓他們創造出許多不同的玩法。 影響所及，陳履安在日後教養自已的兒女時，也是繼承了陳誠的遺風，也能和孩子們玩在一塊兒，和孩子們完全融入的結果，是家人浸淫在親情之中，把家族的精神凝聚在一塊兒。（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