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債還錢，天經地義，中國傳統文化中雖然商品經濟因素極不發達，但是仍有自己的一套錢債觀念。而在九○年代的今天，當中國大陸正向市場經濟迅速轉換的過程中，卻上演了一場空前混亂的債務大戰。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及傳統文化，在這場債務大戰中短兵相接，殺得難分難解。 討債大戰的導火線，係中共為了防止經濟過熱而出現的「宏觀調控」緊縮經濟政策。從一九九三年末開始推行的緊縮政策，造成了資金的普遍短缺。一九九五年，資金短缺已經達到了頂點，但是北京卻依然沒有絲毫鬆動的跡象。而與其相矛盾的是，企業和民間的發展衝勁卻高度地旺盛。這一矛盾直接導致了龐大債務的惡性循環。另外，由於金融體制的落後、產權關係的混亂、地方保護主義的盛行及與市場經濟相關的道德觀念和法制體系的欠缺，遂令債務糾紛陷入了一場大混戰。 佔大陸經濟主體的國有企業，是當之無愧的最大債權人兼最大債務人，然而企業之間的互相拖欠，使「三角債」危機在目前達到了大陸改革開於以來顛峰。據非官方的最新統計數字顯示，企業間的三角債總額，目前已經突破四千億人民幣大關。而國有企業的負債率高達七○％，僅每年支付銀行利息就需六百多億人民幣，相當於大陸全部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的四五％。 三角債是惡性的根源 三角債，是國營經濟體系中的一種惡性連鎖反應。例如，大陸的鐵路運輸系統與各大客戶──特別是礦山等企業間的債務鍊，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中央銀行減少或停止貸款的情況下，債務危機便隨即產生，一方面鐵路因收不到礦山的運費而拒絕承運，而礦山則因產品積壓而陷入周轉的困境。 越是大型的國營企業，背負的三角債就越是是沈重。大陸的「鋼鐵王國」北京首都鋼鐵公司，近來已是債主盈門。其所在石景山區的古城旅館、北方工業大學招待所，住的幾乎全都是來自各地的債主。這些債主們長年累月地在旅館駐紮，或定期換人接力，誓要向首鋼討回欠債，少的幾百萬人民幣，多的也有好幾千萬。與此同時，首鋼在各地更有數十億的債項難以收回。 近年來不斷滋生的地方保護主義勢力，在討債大戰中更是大顯神威。最近，山東省莒南法院為了解決本地企業與外地企業與外地企業的債務糾紛，竟然動用司法手段，強行將外地債務的企業的法人代表羈押到莒南縣的一間簡陋的民房中，名為「辦封閉式學習班」，實為將這些廠長、經理作為人質。有的人質被拘禁達一個月之久。當受害者提出抗議並指出對方無權時，法院院長說：「我們甚麼都管，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管空氣」。 法院速戰速決 東北地區一家百貨採購、供應站長期經營不善，無法償還債務。其債權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及廣州等地的百貨公司）分別就債務問題提起多次訴訟，其中有的訴訟經法院判決，已進入執法程序；該百貨站一面假意應付，表示願意分期償債或以商品抵押，同時又暗中將佔原百貨佔總資產額九五％達二二一七．三萬元的資金轉移出來，另立新企業，再用剩餘的九六．六萬元註冊資金，向本市中級法院申請破產，並得到當地政府、工商管理局和最權威的部門、國有資產管理局的公然支持。法院方面則以飛快的速度將此案審結，令遍佈大陸全國的七○○名債權人只得到象徵性的債務清償。 銅凌一家製藥廠拖欠上海醫藥工業貿易公司十九萬人民幣，上海市黃浦區法院執法人員依法要求當地法院予以協助。但當地法院卻表示，按照地方的「土政策」，須在七天後經法院審核批准後才能予以答復。執行人員發現這家製藥廠戶口上還有二萬元資金，要求當地銀行劃撥這筆款項以償還債務時，竟又遇一項更為匪夷所思的「士政策」，也就是銀行劃款要通過當起縣長簽字認可。 利用破產逃債，在大陸甚為普及。在債權、債務糾紛中，地方政府或企業政府主管單位卻往往考慮本地企業或本地主管單位利益，與地方法院「合作」，慫恿本地負債企業假裝破產，或以金蟬脫殼的方式進行資產轉移，以行政命令使企業的債務進行提前償還，損害了外地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大陸現行金融、司法體制中，地方銀行和法院的人事權、財政權均屬地方權，在程度上受地方利益的牽制。因此，在地方政府主導下，為了保護本地企業不受損失，金融、司法都可以另搞一套，公開與外地、甚至與中央權威分庭抗禮。與此同時，法院或銀行也從成功脫債的企業那裡，得到一些灰色的「回報」。 司法部門枉顧法律 司法部門在自身實際利益的驅使下，更枉顧法律，對債務官司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據一名以香港為基地的台商稱，他與一家本地公司在香港發生了一些債務糾紛，誰料有一天卻收到了發自福建某地方法院的一紙公文，稱對方已在福建提出訴訟，並傳他必須指定時間內到福建應訴。這名台商說，實在想不通大陸的地方法院怎麼有權受理兩家香港公司發生在香港的債務糾紛。後據了解，原來這家公司有一部分業務係在福建，更為關鍵的是，這家公司與當地法院的關係不比尋常。雙方經過串通，商定了事成之後法院可得到的「好處」，便不顧司法管轄範圍，越海提起訴訟。 在國營企業為債務打得不可開交之際，民間的債務糾紛更是空前活躍，討債、躲債的方式亦更為五花八門。據統計顯示，大陸全國法院處理民間債務案數目，呈直線上升趨勢。一九九三年達到四六萬多宗，比一九九二年增加五萬多宗；去年更上升至約五○萬示，今年上半年，在上海、廣州等一些經濟熱點城市，法院受理的民間債務糾紛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五．五％。 討債公司應運而生 在法制觀念淡薄或訴諸法律無門，賠不起錢更賠不起時間的情況下，鋌而走險實行「私人執法」成為解決民間債務糾紛的常用手段。據了解，大陸近期刑事案件急劇上升，與民間債務糾紛有密切的關聯。恐嚇、綁票、勒索的案件層出不窮，一大批流氓在民間討債活動中大顯身手，成為直接受害者。與此同時，由於討債業務的頻繁，一批有各路黑道背景的「討債公司」最近應運而生，而一些公安人員，更秘密加盟成為股東。據一名在深圳開工廠的熟悉內情的台商透露，找這些「公司」幫忙收錢，須付出代討數目的二至三成，另加賞金。至於是否能討回價款，一般只有五成的把握。 轟動粵港的「王兵綁架案」，則是更為複雜的債務糾紛案。今年六月廿四日，中共元老王震的長子、身為「中國海洋直升機集團公司」負責人的王兵，荷槍實彈起在深圳香蜜湖高爾夫球場將深圳東輝公司老板陳顯旋以直升機綁架到湛江。八○年代末期，陳顯旋只是王兵的司機，自立門戶後，當時王兵曾慷慨地借給他一千萬元人民幣供其發展。不過，這筆債務一拖再拖，在資金持續短缺、手頭日漸偏緊的壓力下，終於演變成一場全武行的綁架行動。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兵事後在向北京有關方面解釋時，理直氣壯地聲稱綁架行動乃「出於維護國家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而採取的『斷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