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官眼下想找新職位，機會多得驚人——至少帳面上如此。截至六月底，美國逾半數大使職位懸缺，包括德國、沙烏地阿拉伯等要職；非洲更有近八○％的大使從缺。
但在國務院內部，外交官的職涯前景一點也不樂觀。自川普（Donald Trump）二○二五年一月重返白宮以來，他便毫不掩飾鄙夷他口中「非常愚蠢的外交政策建制派」。
做為美國在世界上的官方門面，國務院向來在海外享有極高敬重。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大使與特使常以近乎帝國總督的權威姿態，凌駕在派駐國之上。
但川普第二任期十八個月下來，國務院不只被邊緣化，更像遭到圍攻。川普拋棄過去六十年的慣例，把通常執掌至少三分之二使館職位的職業外交官晾在一旁。他第二任期的一百零一項大使提名中，職業外交官僅九人。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政府部門大幅削減預算的背景下：川普回任以來，國務院人力已縮減逾三千人，減幅超過二○％。
政府官員把這場改組定調為遲來的改革，指國務院變得官僚、脫節，甚至阻撓。外交官則警告，這是粗暴的政治化，是「美國優先」文化對區域專家的整肅。
「我們正目睹外交體系一百零二年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危機，」曾任駐中國大使的尼克．伯恩斯（Nick Burns）說。他在美國外交體系服務三十一年。
少了區域專家，恐削弱談判力
前中情局（CIA）局長比爾．伯恩斯（Bill Burns）認為，川普對國務院的傷害，甚至超過一九五○年代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的紅色恐慌。當年美國因此失去中國專家，付出十五年的代價。「但這次是全面性的，不只是一個地區。」
川普仰賴親信斡旋國際大事，例如上月與伊朗簽署的諒解備忘錄，如今協議形同破局。許多批評者把協議的脆弱歸咎於川普把專家排除在外。
「我們被完敗了，」川普上任第一天就被開除的前駐約旦大使、資深外交官蘭珀特（Yael Lempert）說。「伊朗人是經驗老到的談判者，帶著對議題瞭若指掌的專家團隊。美國沒有，等於單方面讓自己居於劣勢。」
官員們將削減該部門預算描述為「深思熟慮」的計畫，旨在使其與「美國優先」議程保持一致。
「國務院的功能是什麼？」一位資深的川普政府官員反問。「它自以為是外交政策的中樞。錯了。它的工作是代表總統的外交政策，不是制定政策。」
這位官員透露，盧比歐（Marco Rubio）在川普第二任期之初接任國務卿時，一進國務院就撂下一句：「這行不通。」
「國務院確實早該整併與現代化，」普林斯頓大學國際事務教授夏皮羅（Jacob Shapiro）說，「但這一切做得太快，幾乎沒有分析對美國外交的後果。」
川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架構一目瞭然：斡旋全球危機的是商界友人與金主，如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及女婿庫許納（Jared Kushner）這類川普家族親信。
尼克．伯恩斯指出，美國外交體系一九二四年成立的初衷，正是要以真正的專業，取代十九世紀的「酬庸與分贓體制」。如今這套做法回歸，削弱的是美國看懂世界、駕馭世界的能力。「決策的房間裡再也沒有職業外交官……這是自擺烏龍。」
如今酬庸與分贓體制這套做法回歸，削弱的是美國看懂世界、駕馭世界的能力。
各國外交對口轉向白宮核心圈
美國的傳統盟友則哀嘆，日常的全球外交少了國務院這股穩定力量。從歐洲、中東到東亞，各國外交官坦言，他們已從經營國務院的傳統對口，轉向川普的核心圈與特使。
美國外交官還陷入自我審查。「副館長與大使基本上不再做真正的報告，」一位前資深美國外交官說。「他們對回傳華府的內容非常謹慎。」
身兼國家安全顧問的盧比歐，大部分時間待在真正做決策的白宮，而非國務院總部。
國務院內部的文化也在劇變。職業外交官們表示，院內瀰漫恐懼氣氛，人人「如履薄冰」，擔心自己正被測試對「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世界觀的忠誠度。比爾．伯恩斯指出，國務院如今講究「忠誠」，從進用到升遷都在檢驗政治傾向。「國務院員工通常不會把政治立場帶進來，如果你開始強迫人們放棄這個特質，最後就會像很多威權體制一樣，恐嚇職業公務員，然後做出糟糕的決策。」
在雷根時期加入了國務院的前資深外交官博伊斯（Matt Boyse）則表示，過去三十年間，「政治立場越來越左傾。這種趨勢始於柯林頓時期，拜登時期更是越演越烈，」而他認為這些「並沒有增進國家利益」。
博伊斯對外交官們所說的政治寒風不以為然。「一些外交官在捍衛他們的政治遺產，而另一些人則毫無根據的指責別人歧視，」他說。
比爾．伯恩斯暗示，過去的國務院可能永遠回不來了。「在川普的第一個任期內，人們認為，換屆政府，換個思路，四年任期內就能彌補很多損失，但這一次，面臨的是一項需要一個世代才能克服的挑戰，」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