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選他？
"I wish upon you ample doses of pain and suffering." 「我祝願你們經歷足夠多的痛苦與折磨。」這是輝達創辦人黃仁勳對菁英學生說的話。在ＡＩ讓每個人都變得絕頂聰明的時代，「能吃苦」反而成了區隔的最後濾網，這是ＡＩ無法模擬的韌性。
比起效率工作者，未來「默默種樹的人」更珍貴，他會願意去扛走難題、忍受慢回報、駕馭不被看好的寂寞，帶領眾人走出新路。
出淤泥而不染，那是好聽話，如果你不把身上弄濕，根本別想渡河到對岸。
辦公桌上，放著「運動部長李洋」的金字名牌，但桌上空無一物。旁邊的會議桌上倒是堆滿文件，還有一支羽球拍、一個二千五百CC的巨大水壺。
「我不太喜歡坐辦公桌，不太自在，我都坐會議桌。」李洋順手拿起羽球拍，像把玩從小不離身的護身符。當我們問起大水壺，他笑了：「以前當選手，十五分鐘就會補一次水；現在從早上八點半一路忙到晚上六點，回頭才發現根本沒喝水，只好放這個水壺，這樣就知道今天還剩多少水沒喝。」
那是李洋現在用來測量自己有沒有正常運作的新刻度。它標示著他從極速戰場闖入政治慢火叢林的第一個時差。
羽球是地表最速運動，最高殺球時速可超過五百公里，留給大腦反應的時間只有○．三秒，在那瞬間，必須判斷風向、對手重心、球路弧度，並給出勝率最高的解法，回饋是立即的，每一拍的預判都能換來清脆的擊球聲。
捨千萬代言、奧運紅利闖政治官場
「如果怕弄髒手，什麼也改變不了」
但二○二五年九月之後，李洋走進了一個時間刻度完全不同的世界。
過去，輸贏都是當下的回饋；現在，扔進一顆政策石頭，可能三年都看不見水花。他要面對的是漫長的行政拉鋸，以及累積數十年的運動體制沉痾。
在走進運動部前，三十歲的李洋正處於「麟洋配」雙金傳奇的聲勢頂峰。
他形象極佳、口條流利，本可選擇最安全的路：留在國體大任教、延續代言、享受金牌紅利。然而，他卻選擇辭去教職、放棄外界估計一年超過三千萬元的代言收入，拿著兩屆奧運光環，去賭一個內閣整體滿意度常低於五成的政務官職位。
我問他：「你為什麼想不開啊？」旁邊的幕僚忍不住噗嗤笑出來，李洋也笑，無奈卻坦然。
這一切從一通陌生來電開始。行政院長卓榮泰主動找上他，李洋本以為只是政府想徵詢退役選手對競技體育發展的意見，還認真擬了一整套關於選訓制度、基層資源分配的簡報，見面後，他滔滔不絕講了一大輪。
沒想到卓榮泰聽完，突然拋出一句：「那你有意願當部長嗎？」
「我當下整個人爆流汗，」李洋回憶起那瞬間，手心彷彿還有那突如其來的濕冷，「心裡想著：『啊現在是什麼狀況？』」
那幾天，李洋形容自己度日如年。他在腦海中反覆模擬兩個平行時空：接了，他就要兩腳踩進泥巴裡，去處理那些他以前最厭惡的政治角力與體制漏洞；不接，他可以每年贊助幾個選手，繼續當受人愛戴的奧運英雄，但對大環境的惡化無能為力。
「大家喊改革都喊得很開心，但如果你怕弄髒手，什麼也改變不了。」李洋說得直白：「出淤泥而不染，那是好聽話，如果你不把身上弄濕，根本別想渡河到對岸。」
他看多了那些只在岸上吶喊、卻在該承擔時縮手的「改革者」。他曾邀請一位喊改革喊得很響亮的老師真正投入適應運動（編按：針對身心障礙者、高齡者、特殊族群的運動），對方卻回絕。
被質疑、戲稱吉祥物，他卻習慣了
「我不被看好的經驗值比很多人都高」
「如果我婉拒了，五年、十年後，當我看見台灣運動環境還是一樣艱難，我會後悔為什麼不夠勇敢。」他不是為了那塊金字名牌，而是未來的自己能問心無愧的說：這條路再長、再泥濘，但我走過了。
但是，外界都在等著看他這個政治素人何時溺水，體育界在觀望、官僚體系在試探、連民眾都質疑：一個打球的人真的懂預算、懂政策嗎？甚至有人戲稱他是「吉祥物」。
李洋對此倒是不以為意：「吉祥物很好啊。越不看好我，我反而覺得越好。我『不被看好』的經驗值，應該比很多人都高。」
從十歲開始，他就習慣不被看好。那時他是個BMI經常超標、移動速度慢的小胖子，因為手指不夠長，他被手球隊淘汰；同學小學一、二年級就開始羽球專業訓練，他五年級才半路出家打羽球，國中之前，他從來沒有贏過半場球。
從審公文開始，一連串抓蟲工程
「不清不楚要我簽名背書，沒辦法」
「社子大爛雙」是當時對手給他的謔稱，在那個必須在高中畢業前升上甲組才能續命的殘酷體制裡，連父親都曾狠潑他冷水：「放棄吧，你根本不是這塊料！」
這種長期處於邊緣、必須拚盡全力才能留在場上的經歷，磨練出李洋極致的自律，他早已習慣在不被看好的視線中，耐著性子尋找翻盤的可能。現在踏入運動部，面對同樣不被看好的質疑，他只是拿出當年那個小胖子的韌性：「球不落地，決不放棄。」
運動員出身的部長，第一場戰役，是坐下來「審公文」。
「剛來的時候，公文到我這邊理論上已經過八關了，但還是有錯字、有誤植，甚至文意不通，」他眉頭微蹙：「你寫得不清不楚，卻要我簽名背書，這我沒辦法接受。」
除了日常事務、到立院備詢，他花了四個月，像在場上計算球路一樣，盯著預算書裡的每一行字「Debug」（除錯）。有一次在審查二○二六年的年度預算時，發現預算書裡編列了大筆「防疫用品採購費用」。他愣住了，指著那行字問承辦人員：「現在為什麼還有這筆預算？」
對面是一陣沉默。對習慣精準控制每一顆球落點的他來說，這種體制內的「慣性編列」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荒謬。即使環境已經改變，那些浮編預算依然在公文書裡徘徊、吸吮著本該投入在選手身上的資源。
他永遠記得，十八歲那年他剛升上甲組，拿到的營養金是每月六千元。
「在那個最精華、最有體力的年紀，領六千元，我要怎麼拍著運動選手的肩說『你很有未來』，我說不出口。」李洋話裡帶著刺痛。
然而，比資源匱乏更讓他焦慮的，是運動員在封閉培訓體系下的文化失能。
這幾年他回到校園招生，問過高三學生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有一天你拿了奧運金牌，記者問你現在心情如何，你會說什麼？」
他在五間不同的學校，聽到了同一個答案：「爽。」
「那一刻我發自內心感到難過。」李洋嚴肅的說：「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運動明星，在最高殿堂反應只有這個字，民眾怎麼跟你有共感？家長怎麼放心讓小孩投入這個行業？」
他看見了台灣體育班制度下的殘缺：孩子們從小被關在訓練場，為了參加各種名目的全國賽而頻繁請假，與學科徹底脫節。許多選手聽不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物極必反」等成語，這種教育與社會的斷裂，是導致運動員退役後無法適應社會、甚至落入貧窮的主因。
捅破歷任主事者不碰的深水區
「不理解運動員苦難，憑什麼指導？」
「運動員應該要擁有跨界的能力。」他正推動在大學體育科系裡引進AI應用、媒體溝通、商業談判課程，他希望選手能像他當年去讀企管系一樣，學會看財報、學會寫公文、學會談判，「當選手能看懂合約、能進行社會對話，才不會在離開球場那一刻，就失去了生存底氣。」
這份對專業度的潔癖，最終讓他決定去捅那座名為「單項協會」的馬蜂窩。
在台灣，單項協會長期被視為政商有力人士的領地，那是體育界歷任主事者都不輕易觸碰的深水區。
但李洋在那裡看到的，一是治理的失職，二是專業的缺位。
二○二六年初，面對籃球協會的治理失職、在預算審查時不派決策層出席的傲慢，甚至連會員大會都開不成，運動部沒有選擇官場常見的「搓湯圓」，喊出如不改善，將凍結預算。
這一記重拳，打破了過去「協會擺爛、政府照樣給錢」的慣例。
比治理失職更荒謬的，是專業的缺位。他分享了一個聽起來像笑話、卻是體育界日常的故事：某運動協會的選訓主委，既非選手也非教練，真實身分是修車廠老闆。
「他逢人就問：『你知道我是誰嗎？』對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李洋語氣平淡卻銳利，「我尊重任何職業，但請問修車廠老闆如何選國家隊選手？他如果不理解運動員會遇到什麼苦難，憑什麼指導運動員？ 」
過去協會仰賴具備募款能力的有力人士運作，卻犧牲了專業治理，導致選訓過程充滿人治色彩。
從瞬間得分到無止境行政程序折返
「不努力往前，那我進來目的是什麼」
李洋決心從制度面下手。他改寫範本章程，推動選訓委員會必須由具備國家隊資歷的選手或教練擔任，也要求協會必須學會自主營運。
「如果哪一天國家不給錢，協會就不運作了嗎？這才是真正的問題。」這不是為了對抗，而是為了「共好」。
他深知協會理事長們多是民選，背景強大，但是他說：「如果因為難就不做，那台灣運動永遠只會停在『國家養』的思維裡。」
當這座城市與民眾仍然習慣將他與金牌聯想在一起時，李洋已經在運動部狹長的會議桌前，學著如何與那些看不見的阻力共處。
他坦言自己才到任四個多月，還在適應。但球場上，得分或失分，回饋是立即的；在體制內，阻力、協會的政治角力、甚至是來自內部同仁「以前不是這樣」的慣性，一個任務需要數月、甚至數年，像把球扔進樹洞，完全聽不到回音。
這是一場比奧運決賽更難打的耐力賽，他必須耐著性子，將過往在場上搏命的爆發力，轉化為在政治泥濘中突圍的持久戰力，沒有觀眾席的加油聲，只有無止境的行政程序折返跑。
「我不敢保證我進來後，一切會變好，」李洋的眼神裡沒有過度的熱血，反倒是冷靜：「當然我知道這有難度，但不努力往前走，那我進來的目的是什麼？」
英雄往往是短暫的火花，但承擔者必須在泥濘中舉步維艱。李洋用他在球場上的顛峰光環，去賭一個推動體制齒輪前進幾公釐的可能性。
送我們離開部長辦公室時，他手裡仍然握著球拍。時間雖然近午，他沒吃午餐、直接進入下一個會議。
這條路依然漫長而泥濘，但他選擇不在岸邊觀望，帶著從前那個小胖子的韌性，在政治的深水區裡，一拍一拍的，想把球推向對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