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為聯合國氣候金融特使的卡尼（Mark Carney），曾在二○○八年金融危機之際任職加拿大央行總裁五年，又在英國適逢脫歐期間任英國央行總裁七年。說他是危機管理的老手，一點也不為過。
現在，英國市場正面臨數十年來最嚴峻時刻。
剛辭職的首相特拉斯（Liz Truss）一度推出五十年來最激進的財政減稅案，導致英鎊大貶、公債殖利率飆升。雖然政策已被喊卡，但政府的信譽一去不返。
卡尼提出了不同觀點，指出政府應該押注於「團結」，為人們緩解衝擊，並對其加以投資。「如果你有察覺，就會知道，過去十二年告訴我們，有一些社會支持是好事，尤其疫情爆發之後。」
那現在不是宣布減稅的好時機嗎？他表示，「今天發生的事情——勒緊褲帶的同時又加劇不平等——是令人驚訝的決策。」此前特拉斯宣稱，為富人減稅將推動整體經濟成長。
對英制有信心，但脫歐走歪了
甚至，美國前財政部長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就重砲批評英國政府為「向下沉淪的市場」。
卡尼說，這個用詞有點太強烈，「我們可以花二十分鐘細數英國所有優點：所有負債都以本國貨幣計價，資產則以外幣；這種自然避險方式，跟任何新興市場都不同。制度結構沒問題。我們只是受到國家元首去世的影響。」
一九七六年的「英鎊危機」，迫使英國向國際貨幣基金（IMF）求援，現在與當時有何不同？
他認為，「那時的組織更僵化。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改革是有原因的；如今，勞動市場更強勁，央行運作上也更獨立。」
至於英國脫歐，是否是個錯誤？他表示在議會民主制度中，公投是個糟糕的工具。一個簡單的問題，選民心裡卻會有七、八個投票動機，「最終，這些都成了身分認同問題。」
在英國脫歐運動之前，他解釋國民保健服務、經濟、移民等議題才是焦點，「接著一夕之間，『從歐洲奪回控制權』竟成了身分的一部分。」脫歐前的二○一六年，英國經濟規模是德國的九○％，現在卻降至不到七○％。
任職英國央行總裁時，他已把氣候變遷列為金融穩定風險；離開央行後，他仍致力於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投資。除了擔任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GFANZ）召集人，最近並成為加拿大資產管理公司布魯克菲爾德（Brookfield）的轉型投資主管。
談ESG逆風：這是種失衡
批評人士指責，ESG摻雜了政治因素，無法取代公眾行動。「這是一個稻草人謬誤（編按：指用以引起爭論的假想論點）。」他澄清，「我不知道有誰認為ESG能取代政府的職責。」
他表示，批評人士都是同一小群人，「這是種失衡……，有點像BBC處理英國脫歐辯論的方式。這些（看空ESG的人）是覺醒的美國資本家，如果他們聽從自己的建議（反ESG），荷包就會大失血。」
他同意，靠做好事也可以獲得成功。例如，布魯克菲爾德的轉型基金報酬率高於市場平均。今年六月，該基金募得一百五十億美元（約合新台幣四千八百億元），創下私募基金在淨零領域的最高金額紀錄。
然而前方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幾家大銀行最近威脅要退出他與紐約前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共同管理的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
卡尼堅信，在政府的淨零要求下，將促使越多資本流向綠色能源。「這有點像你承諾在某個期限之前戒菸，」他比喻，「你每天都在Instagram上貼出抽了幾支菸，你的行為也會被別人監視。」
過去十二年告訴我們，有一些社會支持是好事，尤其疫情爆發之後。
因多年通縮，錯估今通膨衝擊
接著，我們談到通膨。我很好奇，為什麼他認為央行都未能預料到通膨飆升，桑默斯等人卻在數個月前就已警告？
他解釋，部分原因是歷經多年的債務通縮之後，讓人們開始有所謹慎。過去幾十年，風險都跟通貨緊縮有關，疫情前的衝擊主要來自需求不足；現在，供應不足的衝擊卻不斷襲來。
他說，英國更早就經歷到供應端衝擊。因為脫歐，英國的貿易准入、勞動供應等皆受影響。「沒錯，脫歐就是供應衝擊，這不是價值判斷，而是經濟事實。」
至於聯準會和歐洲央行，他則推測：「過去在央行的風險管理策略中，他們一直擔心會回到通貨緊縮狀態，這代表，等待是理性的，不要太早做出反應。」
最後，我跟卡尼來了個快問快答測驗。他會看空哪個西方民主國家，又看多哪個？他支持加拿大，並不看好美國，「從治理系統來看，美國從核心支柱到根本，都能見到政治化的影響，如選舉的進行、最高法院的裁決等。」
看好中國，還是印度？「肯定是印度。」倫敦呢？「我想念那裡的音樂和多元的文化活動。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但我不懷念在那裡當公眾人物的日子，」他坦言。
我問，現在是買入英鎊的好時機嗎？「要取決於這些錢的用途。如果你想買房子，那就照今天的匯率來兌換。」我想今天英國央行缺乏的，正是像這個答案一樣的明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