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二日上午，一個歷史性的震撼畫面，在全世界瘋傳。
當天，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二十大）舉行閉幕會議，中場休息時，坐在習近平身旁的胡錦濤，疑似被工作人員強行帶離。
隔日，更令世界震驚的一幕出現了。
中午十二點五分，在氣勢磅礴的人民大會堂三樓的金色大廳，閃耀金光的大門開啟，七名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魚貫入場。
第一個出場的就是打破任期限制的習近平。然而，尾隨在後的六名常委，依序是李強、趙樂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他們清一色是習近平的親信。
二十大，成中國重大轉折
滿朝盡是習家軍，共治成歷史
隨後公布二十四名「政治局委員」名單，這是中共權力的核心圈，但，和習分屬不同派系，中國共青團出身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全部不在名單內，等於被稱為「團派」的共青團，徹底失勢。
這代表一個極重要的歷史意義，自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為防止中國再出現類似毛澤東的獨裁者，所設計的集體領導制被打破。中國進入習近平的一人時代，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滿朝盡是習家軍！」鑽研中共黨政三十載的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用這句話，為「習三任」做註解。
但，令人驚訝的事還沒完。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的是李強，意味著他將於明年三月接替李克強，出任國務院總理。
李強這個名字，今年對上海市民來說，肯定一點也不陌生。
今年三月，中國金融中心和經濟重鎮上海執行長達七十三天的封城，許多市民被關在家裡餓肚子，一些人甚至餓到想跳樓，全城怨聲載道。習近平把封城稱為「大上海保衛戰」，而貫徹習意志的人，就是身為上海市委書記的李強。
二十大改變的不只是政治權力結構，還有中國發展路線、台商投資、中國與世界的貿易規則，宣告一九七八年起，鄧小平表面上舉著紅旗，但骨子裡奉行資本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壽終正寢，取而代之的是以共同富裕、偉大復興、舉國體制為核心的習近平「紅軍經濟學」登場。
經濟向左轉，收起台商紅地毯
「內循環」促消費，提高農村收入
紅軍經濟學的兩大特色是，分配優於成長，企業為黨國服務。這將推動中國的政治經濟，產生六大改變。
紅軍經濟學第一個改變是，改革開放落幕，中國將不是四十多年來的那個中國。西進的台商風光一時，最能體會這殘酷的改變。
一名台商回憶，二○○○年初，他去一個二線城市考察一片土地是否適合蓋工廠，一下飛機，該地官員直接將紅地毯鋪在停機坪迎接。他上了一輛黑色的高級轎車，車隊前面有警車鳴笛開道，全程約十公里的路程，竟然沿路淨空，「不說還以為是美國總統來了！」這名台商笑說。
但二十年後，這名台商的工廠一天到晚被抽檢，有沒有善待勞工，有沒有欠發加班費，勞動、衛生環境是否合規，「台商優惠早就沒了！我們現在一毛錢都不敢欠（員工），一欠錢馬上就會被舉報，就會挨罰。」
李強將接掌國務院，更讓上海台商們一陣心寒。一名在深圳發展二十載的台商表示，綜觀過去幾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擔任過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溫家寶在朱鎔基內閣中分管農業和金融，李克強則是經濟學博士。反觀，李強的從政資歷，並沒有顯赫的經濟、產業背景，他學農業出身，「這會讓我擔心，中國不再以經濟建設為第一目標？」上述台商擔憂。
紅色經濟學的改變二，出口改為「內循環」，中國不是不再追求經濟建設，而是在習近平過去十年任內，他力圖改變中國發展模式，從過去仰賴外銷出口，靠全球市場撐起經濟高速發展的模式，轉為提振加快農村現代化、提升農村居民的收入，企圖把十四億人的消費潛力激發出來。
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鳴槍，鄧小平喊出讓一部分人富起來，舉紅旗卻向右轉，在東南沿海設經濟特區，吸引全球企業來此設廠，並鼓勵農民工到沿海打工，釋放中國人口紅利，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創造經濟高成長的奇蹟。
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不是沒有後遺症。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沿海的城市燈火輝煌，內陸的農村卻一片窮困。李克強曾坦言，中國有六億人口的月收入只有人民幣一千元，換算新台幣不到五千元。
貧富差距和貪腐橫行，是動搖中共執政正當性的兩大威脅，因此，習近平的紅軍經濟學三，喊出「鄉村振興戰略」，目標是藉此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政府鼓勵沿海城市的農民工返鄉，回鄉工作，或是回鄉創業。
重現毛澤東「下鄉運動」景象
鼓勵返鄉創業，珠三角千萬人口遷徙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二○一二年，習近平上任的那年，在改革開放「試驗田」的珠三角地區，其農民工人數約五千二百萬人，到了去年，驟降至四千二百萬人，整整少了一千萬人。
甚至，二○一九年三月，中國共青團印發了計畫，在二○二○年前組織千萬人次青年志工「下鄉服務」，並推動十萬在外青年返鄉就業創業，不少人將此和毛澤東時期「上山下鄉運動」做連結。
在剛發布的二十大政治報告全文中，習共提出了八次「高質量發展」，十九大政治報告中只提三次「高質量」。這意味著，他更重視如何分配「蛋糕」，而不是想方設法將「蛋糕」做大。
習要把農民工帶回家，藉此振興農村，並達到其擴大內需的戰略目標。尤其，二○一八年後美中關係急速惡化，美國對中國的制裁、打壓越來越激烈，讓習更有急迫感，要快速的拉升農村居民的收入。
只要中國內需市場夠大，就可以減少依賴國外市場，也更有底氣與美國展開長期鬥爭。
因此，地方政府從過去的招商引資，轉為爭相舉辦「返鄉創業之星」的頒獎典禮；鋪紅地毯歡迎的對象，不再是外商與台商，而是返鄉創業有成的青年。
一名在四川從事食品業的台商，說了一個反映當前農村創業熱潮的故事。有次去農村拜訪一家豬肉供應商，對方說，他兒子剛從南京東南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返鄉後想創立一家製造農耕機的公司。
地方官員知道後，彷彿生意上門般的喜悅，立刻協助他辦理公司登記程序，還帶著他去向銀行借錢，並跟銀行說：「你給他融資，利息我（政府）來還！」
從統計來看，習近平執政十年，中國的貧富差距、城鎮與鄉村居民收入，確實有停止擴大的現象。
從這角度觀察，或許能解釋，為何缺乏經濟、產業歷練的李強，被拔擢出任總理。李強畢業於浙江萬里學院農機系，農業是他的專長，又是習近平的親信，習需要一個聽他指揮的總理，去貫徹其擴大內需、振興農村的政策。
中經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國臣表示，他爬梳近兩個月所有習近平主持會議的談話，和李克強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的談話，交叉比對發現，李克強在會中提到習的指示，就是簡單交代，大部分時間闡述他提出的「穩經濟三十三項政策」。
過去國務院總理是制定中國經濟政策的總規畫師，會有獨立的經濟與產業觀點，這個特質二十大後將不復在，「大家都是執行習近平意志的工具而已，」王國臣說。
所有官員都是領袖的意志工具
由上而下制定體制，政治「再毛化」
所以，紅軍經濟學四，就是習近平上台後一再強調的「頂層設計」，習領導的黨中央制定體制改革藍圖，再「由上而下」滲透至各個領域中。上至國務院總理、下至地方官員，都得照單全收。
例如，二○一七年，習為控制北京人口規模，要求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執行驅離「低端人口」政策，蔡奇鐵腕拆除農民工居住的違法建築。此舉被西方媒體批評，手法過於粗暴，也造成北京各行業出現缺工潮，引發不小民怨，但拆遷有功的蔡奇，二十大後高升政治局常委。
又如，習高舉「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的旗幟，要求企業、富人捐出財富，騰訊、阿里巴巴立刻捐出人民幣五百億元、一千億元的天價善款響應。習欲透過強制移轉財富的方式，改善低收入群體的生活，但被中國網民戲稱，這是公然的「劫」富濟貧。
創造財富成了罪惡，眾多曾呼風喚雨的企業家、藝人，不論多有錢、國際影響力有多大，習一聲令下，都得慷慨解囊，或是補繳鉅額稅金。近年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SOHO董事長潘石屹、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創始人張一鳴紛紛辭掉職務，且消失在公眾眼界，明哲保身。
二十大落幕的第一個交易日，港股暴跌逾一千點，十三年來首度跌破一萬六千點，又以科技網路股跌幅最大。市場擔心，權力更加鞏固的習，恐會對大型網路企業進一步打壓。
藉打貪修理政敵、攏絡民心
百萬名官員倒台，習在黨內定於一尊
十月二十三日，習近平在介紹完新一屆的政治局常委後，發表演說稱，中國正意氣風發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但事實上，過去十年，習征服了黨內的不同派系，中共從集體領導，走回毛澤東時期一人說了算的老路。
改革開放後，經濟起飛同時，中共面臨貪腐嚴重，公民社會的初成，民間議政的興起，以及社會相當程度自由化的挑戰，但黨中央無法快速回應社會變遷。
政大東亞所特聘教授王信賢指出，在胡錦濤執政時期，有次在政治局常委會的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爆發爭吵，「吵得非常非常厲害，胡錦濤身為總書記，在旁完全沒辦法制止。」
他說，這一幕看在當時身為「儲君」的習近平眼裡，內心有個深刻體悟：若無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人，去改造黨組織，強化黨員及人民的思想教育，中共遲早會被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潮給顛覆。
於是，他就任後發動一場規模空前的反貪腐運動，打擊範圍從黨內擴及軍隊。王信賢指出，過去十年來，因為反腐打貪而落馬的官員高達一百萬人，省部級以上的幹部則超過四百人下台。
習雷厲風行打貪，獲得中國民眾高度擁戴，強化了他長期執政的正當性。然而，打貪到了後期，質變成對黨內派系的打擊，讓習逐漸定於一尊。
中研院院士、台大政治系教授吳玉山表示，改革開放的基調是遠離毛澤東時代、權力無限集中於一人手中的「極權主義」，但習近平折返回去，雖然還不至於回到改革開放前的程度，但可以被視為一種「再毛化」的過程。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習近平將政治推向列寧主義的左翼，經濟推向馬克思主義的左翼，但將外交推向民族主義的右翼。
「從娃娃抓起」灌輸黨的意識
使勁箝制言論自由，習思想無孔不入
紅軍經濟學五，黨的控制從小時候做起。習在黨內大權在握後，開始加強力道控制社會，範圍鋪天蓋地，自由的空氣，在中國社會銷聲匿跡，逐漸被窒息。
習近年打擊網路企業、遊戲公司、文化演藝產業、宗教團體，還不斷向人民強推習思想，霎時間，中國國內出現諸如「學習強國」App、「習近平思想磨課師」的在線課程。甚至在俗稱「B站」的熱門動漫影音網站嗶哩嗶哩上，出現了「習近平思想微黨課視頻」的政治教育課程。
早在習近平上任隔年，二○一三年五月，中共就發布「九號文件」，即俗稱的「七不講」，要求大學教授不要談「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錯誤歷史、權貴資產階級及司法獨立」。
二○一九年習在「全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提出政治要「旗幟鮮明地從『娃娃』抓起」（即從小就要灌輸政治教育），這種「毛式」教育論述，在告別文革的四十多年後，竟又再現。
長期研究中國社會變遷的政大東亞所副教授王韻指出，習近平深恐網路世代生長的學童、青少年、大學生、城市白領，會漸漸以自己所屬社群的意見為依歸，而不再重視傳統黨國的規訓與教條，這是政治控制的重大缺口，所以要對社群網路、宗教團體嚴加打擊。
習相信東風將壓倒西風
不遵守遊戲規則，別想跟中國做生意
紅軍經濟學六，高唱北京規則，貿易往來先談價值認同。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訪問美國，卡特政府安排了一個表演橋段：兩百名美國小學生，用中文高唱「我愛北京天安門」，鄧小平和夫人大為感動，兩人上台熱情擁抱和親吻這些孩子，有美國媒體評論稱：「比美國政客擁抱人還真誠。」
這是美中關係最好的時刻。對鄧小平而言，北京與華府、莫斯科的相互關係，講究的是中國的利益；中國迫切要解決的，是盡快脫貧，擺脫文革的劫難，而非大國之間的制度之爭。
但，這種美好的日子已逝。二○一三年一月，上任不到兩個月的習近平，在一場中共內部的研討班上發表談話指出：「要認真做好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鬥爭的各方面準備。」
政大政治系暨東亞所特聘教授寇健文分析，這反映一個重要的意義：在習的認知中，國際政治的本質就是衝突，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長期競爭，而且，社會主義「終將獲勝」。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特克：中國經濟現在更加對內，市場更難進入了，而且深受習近平「意識形態色彩」影響，這不是我過去30年習慣的中國。
去年二月，青海省一個非常小的縣，其官網突然發布該縣官員「解說」習近平重要講話的文章，他稱習近平認為「東升西降」是大勢所趨，並指美國是「世界上最大亂源」。在此之後，「東升西降」在中國的政界、學界成為被熱烈討論的顯學，彷彿是安排好的宣傳大戲，讓習更勇於和西方鬥爭，甚至鼓勵和西方體制脫鉤。
一名台灣上市櫃的董事長回憶，有次他和省政府級的官員餐敘，談到西方對中國的打壓時，對方說：「中國有十四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是歐盟的三倍多，我們絕對有能力自給自足。」接著又說：「我們很歡迎（外商）來中國做生意，但是記著，要遵守我們的遊戲規則。」
在兩岸問題上，習近平對台獨更加強硬， 「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已在二十大閉幕當天，正式被寫入中共黨章；在二十大政治報告中，習強調對台「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並稱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全黨有效應對「巨大風險挑戰」。這些舉措、談話，顯示「一個人的中國」為全球帶來的，可能不是和平穩定的發展，而是對西方秩序的挑戰，以及對美國介入台海更強烈的反制。
因此，你或許排斥中國最集權的領導人習近平與紅軍經濟學，但你我都無法迴避，他為全球掀起的滔天波瀾。唯有更深入了解，更透徹研究中國，才能在未來的巨大變局中，逢凶化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