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移民、不夠陽剛就遭排擠，他們辦演唱會救「弱民主」

搭高速鐵路到德東大城萊比錫之後，再開車兩小時，我們來到鄰近德國、捷克邊界的東部小鎮——施瓦岑貝格（Schwarzenberg）。

這裡人口外移、老化嚴重，是極右派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票倉之一。但，有一群在地青年，想用另一種方式告訴下一代，什麼是好的民主。

曾為了不被邊緣化，加入極右社團

星期日的下午，十幾個青年聚在一起，他們大部分畢業於鎮上同一所高中，如今四散各地工作，但還是利用休息時間，無酬回到鎮上，進行他們口中的「地方再造」。

「我們小時候，只要你是龐克、同志或是支持綠黨的，到晚上你就得躲起來，不然不會有好下場，」今年三十一歲的艾力克（Eric Heffenträger）從七年前，開始與四、五個朋友辦活動，成為後來的非營利組織「另類議程 」（Agenda Alternativ，簡稱AA）。

我們問在場十幾個成員，是否遭遇過極右團體的暴力？他們竟都點頭。

支持環保、不排外、不夠陽剛、支持性別平權的青年，在德東，很容易成為霸凌的受害者。為了不被邊緣化，他們很多人從小就加入極右團體在學校、酒吧、運動社團建立起的網絡，「除了加入足球隊、義消之外，這裡的年輕人真的沒什麼選擇了，」艾力克說。

過去七年，AA舉辦演唱會、工作坊、足球比賽、小旅行、讀書會等，讓十五歲到二十五歲的下一世代，有新的選擇和陪伴。

薩克森邦議會成員舒伯特（Franziska Schubert）以「弱民主」來形容德東的特殊情況。二戰後先是受共產東德極權統治，柏林圍牆倒後又快速被西方政經制度合併，成為文化、經濟、政治上的弱勢，加上近年政府因債務壓力，大量削減教育、治安預算，東德民眾再次陷入不安。

在人們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習慣的背景下，極右團體緊抓機會深耕在地網絡，養大憤怒和恐懼。

以近期的氣候變遷議題為例，東部正面臨停止開採煤礦的挑戰，急須關於能源與經濟轉型可行的政策提案；但號稱為東部發聲的AfD卻在社群網站上喊出「拯救石油」、「綠黨要殺掉德國人民的汽車」等口號。

年吸數百青年返鄉，邊聽音樂聊政治

大學主修政治的艾力克認為，唯有改善東部的「弱民主」，讓人們慣於對話、提出意見、產生方案，才能選出代表東部利益的政治代理人。

於是他們在音樂祭中舉行議題工作坊，談性別歧視、排外、足球隊裡的極右思想等，這些被忽略的議題。

一年一度的AA演唱會經過七年發展，已成為兩天一夜、包含露營的音樂祭，除了在地人參與外，每每吸引數百東部青年返鄉，邊聽音樂，邊與家人一起談政治。他們也擺攤、辦小旅行、參觀集中營遺跡以及不定期的小聚。

創造政治的對話，曾讓他們付出許多代價。演唱會多次被極右派鬧場攻擊，高舉納粹照片並挑釁式提問，但，正是這種仇恨與歧視言論組成的「新日常」，讓他們堅持辦下去。

認為對方自私、愚笨，
一款交友軟體2小時翻轉偏見

社群網站時代搭建的高牆裡，我們怎麼翻過去看見並理解同溫層之外的人？

《時代報》（Zeit Online）副總編宏恩（Sebastian Horn）和他的團隊，試著學習交友軟體Tinder模式，讓異溫層的人可以彼此配對、開啟對話。

兩年前的德國國會大選，假新聞與網軍操作充斥，政治討論被仇恨主宰，編輯室團隊想著自己能做什麼？經過實驗，他們在二○一八年與各媒體合作，推出軟體「我的國家能對話」（My Country Talks）。


讓立場相反者見面聊，九成人願再試

使用者回答七個政治性的問題後，演算法會幫忙讓一個與你政治立場完全相反的參與者彼此配對。而後，兩人會收到彼此的聯絡資訊，再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由《時代報》公布的全國對話日，在當天自行約見面地點，進行兩小時談話。

全德國有二萬八千人參加活動，「發展不均與行為研究所」針對其中自願受試的近五千人進行追蹤。研究員史托澤（Lasse Stötzer）說，進行對話之前，受試者形容政治意見與自己完全相反的人為「自私」、「愚笨」、「惡意」、「不夠知識」，但兩小時對話後，對於對方的偏見快速下降，對社會和諧的信心大幅上升。

「有九成的人說，他們願意再多做幾次。」史托澤解釋，兩個小時帶來如此改變，關鍵是人們走進不同的視角，了解不同意見的形成脈絡，「這是過去五年到十年來，越來越難的事。」

以德國為例，過去十年社會不均逐漸拉大，世代間、東西之間、不同教育程度與貧富間的各種不均質，形塑了不同生活形態和世界觀。不論是實體的生活空間或社群網站上的世界，群與群都如隔了牆般，有心者可藉著汙名化對方、非事實的誤導言論，讓不同群體失去對話動力。

「我的國家能對話」實驗創造了開放、包容的公共空間。史托澤說，要擴大這樣的正面效果，關鍵是讓人們能遇見不同背景的人，建立更開闊的認知體系；其實像上學、當兵、去酒吧、寺廟、參與社區活動中心，都有機會打破藩籬。

史托澤以德國的經歷向台灣提出警告，他說，德國的極端化程度已具有創造沉默螺旋（指強勢意見越強、弱勢意見越弱）的潛力，會讓原本溫和理性的聲音不再對話發聲，民主社會有必要嘗試所有的可能，來避免極端言論成為主宰。

表面包容、暗地嘲諷？
1.4公里遺跡旁開啟政治辯論

保留歷史以反思民主、創造對話，是德國多年來給世界的印象。在柏林市中心的伯瑙街（Bernauer Straße），一道被保留下來的柏林圍牆，以露天博物館方式，展示那二十八年間一個城市如何被一分為二。參觀者透過照片，看見因試圖跨牆而喪生的面孔，聽見在地居民的口述錄音。

每年全球有上百萬人來此參觀、獻花，以十四種語言導覽。少有人知的是，這座博物館，來自一場由下而上的社區運動。


當年所有人在拆牆，居民卻挺身力保

柏林圍牆倒下後隔年，當地教堂和地方居民就組成工作小組，討論如何保存圍牆。「一九八九、九○年所有人都在拆牆，如果不謹慎、不敏感的話，一切會消失。」由官方出資、與居民合作管理博物館的柏林圍牆基金會公共關係專員漢娜（Hannah Berger ）說，「如果不是（社區）居民挺身而出，當時許多人不想再看到這面牆了。」

跨越柏林市中心的圍牆，當時被開發商視作眼中釘；也有人認為國家既然統一了就大步向前，不必再留下傷痛遺跡。居民為此討論了十六年，最後政府才決定在伯瑙街上保留約一．四公里的牆面。

隨著時間推移，這道被留下的圍牆，給當代社會的意義也逐步擴大。

第一，幫助統一的東、西德人互相了解。居民們認為留下一些事物，圍牆，能幫兩地人們說出感受與異同，促進彼此理解。

第二，促進公民對現代政治的參與。漢娜表示，這裡的導覽安排不只是聽故事，而是由當地居民、屠殺生還者帶領大家展開政治的討論。

讓各國訪客對德國以及二戰歷史進行討論，當然是挑戰的。漢娜坦言，歐盟建立之後一直到近十年，年輕世代有了新的世界觀，討論才變得不再困難。

圍牆基金會還進一步協助管理柏林南邊的舊時東德難民中心，它同樣被民眾保留做為「難民博物館」。二○一五年以來，難民議題再度主宰德國政治議程，但難民博物館仍鼓起勇氣，把敘利亞難民照片和逃難時的物品放入展覽中。

這些涉入現代政治討論的策展方向，都是當初發起運動的居民參與決定的，引來的批評從未停歇，但漢娜表示，這種辯論正是歷史能帶給現代與未來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