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世界上工業化民主國家紛紛陷入危機，對於危機起源，乃至於得宜的補救方法，兩種彼此對立的聲浪逐漸浮出檯面。 刺激方案已經不夠用 第一種診斷結果是，危機發生前已累積下鉅額債務，導致需求已然崩潰。最可能需要花錢的家庭（及國家）再也借不到錢。但為了振興成長，必須鼓勵其他家庭和國家多支出，所以那些還能借到錢的政府應擴大赤字，並以最低利率阻止節儉的家庭繼續儲蓄。 在這情況下，粗編預算便顯得是一種美德，至少短期看來如此。從中期看，一旦成長復甦，債務便能償還，而金融部門則是受到規範，那麼就不會在世界上造成另一場危機。 這類觀點是標準凱因斯學派（Keynesian），依據債務危機動手修正，是當今政府官員、中央銀行家與華爾街經濟學家所認同的做法，無須贅述。其優點在於它提供政策制定者一些清楚的方向，而且承諾了符合政治週期循環的回報。可惜的是，雖已實施刺激方案，但成長依然緩慢，而且要再找到短期內奏效的合理支出新方向，難度只會越來越高。 於是，各界注意力開始轉移到第二種聲音，這種觀點認為，已開發國家藉由生產有用貨物以獲致成長的基礎能力已持續下滑幾十年，這即是所謂養債推動消費支出的趨勢。更多這類的支出，並無法帶這些國家步上永續成長，相反的，他們必須改善環境以求成長。 重振產業基本面才夠力 第二種觀點起源於一九五○及一九六○年代，當時正是西方與日本快速成長的時代，在戰後重建、一九三○年代保護主義式微後貿易復甦，引進電力、運輸與跨國通信新技術、教育程度提高等幾個因素支持下，出現長期繁榮局面。 但一如科文（Tyler Cowen）在《大停滯》（The Great Stagnation）書中所述，當這些「長在低處的果實」被摘光，進入一九七○年代後，推動經濟成長變得日益困難。而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於《新左翼評論》（New Left Review）中的論述令人信服，一九六○年代，民主政府面對創新與成長那片看似光明美好的前景，因此快步邁向福利國家，然而，成長一旦開始衰退，便意味政府支出擴大，恰好是在資源萎縮之際。 有一段時間，中央銀行會出面處理那部分支出。由此所致的高通膨造成了社會大眾普遍不滿，特別是因為成長結果根本微乎其微。雖然高通膨確實有助於減少公共債務，但人們對凱因斯激勵方案的信任卻已蕩然無存。接著，中央銀行開始專注於低度穩定的通膨，而且變得越來越行政獨立，但政府赤字支出並沒有因此放慢腳步。工業化國家公共債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從一九七○年代晚期便穩定攀升，這一次沒有通膨來幫它們拉低實值了。 打從美國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任期末到雷根（Ronald Reagan）這段時間，美國便意識到，他們必須為經濟成長尋求新來源，因此解除對產業與金融部門的監督，一如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英國所施行的政策。隨著時間過去，這些國家的生產力明顯提高，這結果說服了歐陸國家，於是，在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推動下也各自改革。 然而，即使這些成長尚不足夠，先前的政府已慷慨開出允諾健康醫療與退休金的支票，在平均壽命延長與出生率降低的因素下，這些承諾越來越遙不可及。公債持續攀高，教育程度普通的中產階級並未因此從解除監督所創造的成長獲致任何收入上的好處（儘管身為消費者方面他們確有斬獲）。 已開發國家瘋狂追求成長，到了最新階段已是各顯神通。在某些美國為首的國家，私人部門信貸掀起熱潮，為低技術門檻行業（如建築業）創造大量工作機會，民眾則抵押價值被高估的房地產借錢，因而突然出現一片消費榮景。 在另一些由希臘以及受地方行政管轄的義大利與西班牙等國家，一波波由政府主導的招募熱潮，則是為一群教育程度普通的老百姓創造了附帶保障的就業機會。 就「基本面」這一派的觀點來看，已開發國家在危機爆發前所創造的GDP並不能禁得起考驗，因為它是靠借貸和冗職所堆砌出來的假象。更多借來的成長，即凱因斯學派的處方，或許可以創造出一切正常的幻覺，或許能在危機過後立即平復人們的恐慌，但對於一個根本性成長的問題，它絕對給不出解決辦法。 稅改可激勵勞工再訓練 如果這個診斷結論正確，那麼，已開發國家在短期內減緩真正貧困者的痛苦同時，便需要將其焦點放在振興中期的創新與生產力成長，及以收入能力重新規畫福利承諾之上。 舉例來說，南歐成長潛力或許來自放寬服務部門的監督、減少就業保護，好為那些被精簡掉的政府員工及失業青年創造更多私人部門的工作機會。 在美國，當務之急是提高潛在工作機會與勞力技能之間的相符程度。個人比政府更清楚他們需要什麼，並據此行動。比如，有許多婦女正脫離低收入工作，加強修習一些能提高收入所需的工作技能。 政府極少關注這些面向，部分原因是因選舉結果並不會反映出這些好處，也有部分原因是政府計畫的效力太過龐雜所致。無論如何，稅制改革可以激勵勞工再訓練並維持工作動力，就算同時要填補財政缺裂的大窟窿，也不至於受影響。 未來，希望有三股強大力量能幫忙創造出更具生產力的工作：更有效運用資訊與通訊技術（及新收費方式）、隨替代性資源被妥善利用而獲致的低成本能源，及新興市場對高附加價值產品的需求快速成長。 已開發國家手上握著選擇權。它們可以假裝一切安好如初，無視他們的消費者已如驚弓之鳥，昔日的「動物精神」（指人類本能行動）不時需要刺激一下；或者他們可以視危機為暮鼓晨鐘，著手收拾數十年來一直粉飾的債務問題。無論如何，這些政府和民眾所選擇相信的觀點，將決定他們自己以及全球經濟的未來。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