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在WHO的名稱問題，再度成為藍綠口水戰的題目。新聞越看越令人心煩，因為絲毫無助於前線作戰的代表團。 國內口水戰的話題是「外交休兵變投降」、「民進黨執政即有N次用同一名稱」等等。起初民進黨提出「今年不去」，這個訴求顯然得不到太大回響，於是轉為「一定要抗議，而且書面不夠，必須（在發言時提出）口頭抗議。」 去，當然是對的，因為若是不去，就「不存在」了。抗議，也是必須的。出聲抗議，當然比較令人印象深刻，但重點乃在於發言的內容。 「國際外交是現實的，全憑實力，」這句話是對的，但是我們這麼些年來，真是聽太多了。每次這句話一搬出來，即意味著「兩手一攤」！ 可是，有才能、有智慧的外交家，仍然可以造成改變，稍稍扭轉弱國的劣勢。春秋時期的晏嬰、子產等講多了，這次換二十世紀的故事： 一次大戰結束，一九一九年，戰勝國在法國巴黎的凡爾賽宮集會，討論善後事宜。中國也算是戰勝國，也派出代表團參加。可是中國在巴黎和會被列為「第三等」，只能派兩個代表。因而引發了一場代表團排名之爭，最後，外交總長陸徵祥仍為首席代表，原先排第二的（國民黨）南方軍政府代表王正廷改列第四，由曾任袁世凱英文秘書的顧維鈞列為第二。 日本在會中順利取得原本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因為列強袒護遠較中國強大的日本。這個結果在國內引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之後更擴大成為「新文化運動」，影響深遠（不贅）。 重點在於，巴黎和會上的發言人是顧維鈞，顧維鈞的發言得到歐洲列強的讚賞，因而在三年後的華盛頓會議，與會國包括中國與日本在內，簽署了「九國公約」，確立中國「門戶開放」、各國的「機會均等」。同時中、日簽訂《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中國收回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回顧這一段歷史，有三個重點值得我們深省與反思： 一是我們有沒有當年「五四」的民氣，可以讓「列強」對台灣人民的感受多一些考慮？事實上，今日「台灣vs.北京」與當年「中國vs.日本」實力只有更懸殊，若民氣不能比「五四」更強，「列強」怎麼會有所改變呢？ 二是台灣有沒有「顧維鈞」？如果沒有，卻有只會內鬪的「北洋政府vs.南方軍政府」，「出聲」只是徒然貽笑國際而已。 三是毛澤東曾批評：華盛頓會議使中國重新回到被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狀態」。這種「否定」評論對前線作戰人員，適足以打擊士氣而已。咱們的立委、名嘴還是以毛澤東為鑑戒，可以嗎？ 但是，有一點的確必須盡快找到方向：外交休兵以後，駐外單位「無敵可殺，無錢可撒」，的確有「無所措手足」的現象。「活路外交」的內容如果繼續模糊，顧維鈞復生也使不上力呀！ 公孫策部落格：ccm1020.pixnet.net/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