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短期成本，來謀得長期獲益的做法，是任何投資的典型模式，但民主政府往往缺乏做出這類決策的誘因。確實，要做出這樣的投資行為，在民主制度下所需要的關鍵要素，要不是一位擁有勇氣的領袖，要不就是擁有充分了解，一旦迴避困難決策，恐將付出何等代價的選民。 勇氣可嘉的領袖如鳳毛麟角，而資訊吸收充分且富有參與精神的選民，也同樣的屈指可數，因為，那些提供給選民的專家意見，本身是那麼模稜兩可，派別互異的經濟學家均發現到，要就任何政策之必要性達成共識，比登天還難。 舉例來說，關於政府支出的爭論：它究竟是能拒蕭條於千里外的唯一途徑，還是一條有如溫水煮青蛙般推大家下地獄的路？辯論到最後並未走向共識，這讓中間派選民無所適從，政策決定終究依循阻力最小的那一條，直到碰壁為止。 而眾多已開發國家所高築的公債（在被這場大蕭條推上無以為繼的地步前，其實早已迅速增長）便呈現了類似的盤算推演，當民主政府出面處理競爭性市場招來的不利險境，不管是透過增加支出以創造就業，或是藉由對那些資產負債表中盡是危險擔保之銀行伸出援手，公眾皆會為之肯定。 即便不作為（或朝向長期作為）才是最佳對策，對經民主選舉出身、被選民寄予厚望要他有所行動的政客來說，這甚至稱不上是個選項，因為，有所行動無可避免的意味著要採取一些短期奏效的行為。 失業與無家可歸的揪心故事，經由灑狗血的媒體放大報導，使那些提倡反對干預或主張採取長遠對策的人，顯得格外麻木不仁。民主有其必要的仁慈，市場則不然，政府行動居中協調，可填平其間落差。 第一條路：干預市場 不能懲罰銀行肥貓，失信於民 隨著許多已開發國家在填平落差的能力上，如今已到極限，有三條不被期待看好的道路呼之欲出（除了一個被期待看好的可能性，就是別無選擇的接受那些不太需要政府居中緩衝，便能創造持續成長，但過去一直被延緩的改革）： 其一，政府直接干預國內、外市場，以減少政府在重建其緩衝能力之期間的競爭與波動；其二，政府箝制民主以壓抑眾怒；第三則是尋找代罪羔羊。 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這三個可能性均被採用過，但結局都不盡理想。 政府直接干預市場之可能性，被削弱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最近這場危機似乎讓政府與金融機構都變得不足信任，這與經濟大蕭條時情況不同。經濟崩潰造成民眾對民營企業及市場失去信心，對政府反而更信賴才對。好比在美國，整個一九三○年代支持羅斯福總統新政的民眾比比皆是。 今昔對比，民眾態度大不同的一個可能原因是，一九三○年代那次，銀行家明顯受到應有懲罰，如美國格拉斯｜史蒂格爾法案（the US Glass-Steagall Act）之類的立法，讓他們動彈不得，許多銀行家並在其銀行倒閉後蒙受直接損失，或者，被相關調查公諸於世因而蒙羞，甚至難逃牢獄之災。 反觀現在，大部分民眾看到的，是由製造出危機的同一批菁英所掌控的大銀行與大政府，他們巧立名目，用納稅人的錢去保住銀行的命，甚至，這些銀行肥貓們照舊能領高額紅利，徒留納稅人為經濟崩潰埋單。許多勞工都陷入失業及房子被收回的困境，卻始終不見哪家銀行大頭為此入獄。 如今，像多德－法蘭克法案（the Dodd-Frank Act）主張應立法約束銀行，卻在國會被遊說疏通，而無疾而終；而從政府援救中受益的大銀行們，在金融機構裡的占比竟不減反增。所謂菁英，不管身處政府或大企業裡，看來都把「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美國，這氛圍刺激了茶黨（Tea Party），他們聯合反對政府擴張（也是反對菁英），即便這擴張是針對規範大銀行（雖說是政府規範，但往往是由那些被規範者裡的有力人士所擬定）。 像茶黨這類的運動，於是便傾向於阻止那些，在經歷了如美國所發生的危機之後會典型的要求政府有所作為，包括介入市場與干預競爭的人。 有個失信於民的政府的，尚不只美國。在歐元區，人民不僅是意識到政府與銀行間有勾結關係，政府菁英的樂意接受歐洲整合，以及善用納稅人金錢所支付的跨國金融挹注，一概未經廣大公眾商議而已引發類似情緒。在日本，長達二十年持續經濟低迷，更是早已讓人對政客與政府官僚心死。 第二條路：打壓民主 以為箝制言論，就能平息眾怒 第二個不被期待看好的可能性，亦即那些不具備「花錢消災」之能力，以尋求平息眾怒的政府，轉而打壓民主與言論自由。相較於一九三○年代，已開發國家的民主體制已然發展成熟且根深柢固得多。 第三條路：找代罪羔羊 把氣出在非法移民與穆斯林身上 剩下第三個不被期待看好的可能性了，那就是找個未受保護的代罪羔羊，讓公眾把憤怒情緒出氣在他身上。很不幸的，以非法移民與穆斯林為第一批目標，許多國家都正走在這條路上。 尋求代罪羔羊的政客們或許會辯解著，他們其實不想傷害這些目標，何況這麼做是在幫助他們的社會避開更糟的可能性，但是，一九三○年代所揭示的是，眼前很難再想得到有任何可能性，會比這種行為所導向的結果更糟了。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