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市場對於歐元的擔憂源自希臘危機，這種觀點太簡單化了。希臘的財政狀況和經濟競爭力的確存在嚴重問題，但希臘的國土面積、經濟規模和經濟重要性甚至比美國加州還要小很多；希臘人口僅占歐盟人口的二．二五％，加州人口則占美國人口的一二％。加州一樣飽受財政危機之苦，並且某些產業的領先優勢正在不斷流失。 歐元眼下的問題，其實反映了歐洲乃至全球層面上一些尚未得到解決的難題。歐洲共同貨幣是全球匯率體系的危機預警器。 全球匯率體系先期試驗： 創設歐元，讓國家與貨幣脫鈎 歐元是一次大膽的嘗試，正因如此，它成了國際矛盾的靈敏指標。它不受單一國家的控制，而受一系列國際規則和條約的制約。它是理智的作品，而非權力的產物。它是一種後現代貨幣、一種後主權貨幣。但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各國都把國家利益置於國際規則之上。 人們常常認為，創造貨幣是國家的事情，這是十九世紀的主流學說，在德國經濟學家克納普（Georg Friedrich Knapp）的著作《貨幣的國家理論》（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中登峰造極。在《新約聖經》裏，耶穌對是否要服從世俗權威這個問題有一個著名的回答，他拿出一枚羅馬帝國的貨幣端詳一番，對法利賽人說，「讓凱撒的歸凱撒。」跟大多數紙幣和硬幣不同，在歐洲央行所管理的這種貨幣上，沒有代表國家的圖像和符號——沒有凱撒。 歐洲貨幣一體化和全球問題緊密相連。歐洲人認為，地理位置彼此接近，以及有共同的文化遺產，可以讓他們在陷入僵局的全球議題上率先提出解答。如果某個議題在全球層面上暫時行不通，也許可以先在某一區域上先提出一套辦法。 歐元試圖解決的問題： 制約美元及抑制全球匯率亂局 歐洲貨幣一體化的最初藍圖是一九七○年的《維爾納報告》（Werner Report），當時的歐洲共同體之所以提出這份報告，就是因為意識到，一九四四年在布列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上建立起來的固定匯率體系存在嚴重問題：美國以外的任何勢力都無法對美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形成制約。在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治理下，美國貨幣政策日趨擴張；由於越戰成本高昂，美國財政政策出現了不斷飆漲的赤字。 法國的政治家喜歡引用法國詩人瓦萊禮（Paul Valry）的一句話，他在大蕭條的亂世中寫道：「顯然，歐洲巴不得讓一個美國委員會來統治自己。」在歐洲人看來，負責監督布列敦森林匯率體系的國際貨幣基金（IMF），正是這樣一個「美委員會」的絕佳代表，法國人不喜歡被它統治。 《維爾納報告》中的理念過於蒼白無力，不足以應對一九七○年代早期的匯率亂局。將近十年之後，歐洲才拿出來一套新方案。歐洲共同貨幣體系最初是對全球匯率混亂局面的一種高規格反應，尤其是針對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的美元大貶值，那一輪大貶值差一點威脅到美元的主要國際準備貨幣地位。 以一九八九年德洛爾（Jacques Delors）領導的歐洲委員會發布報告為起點，中間經過一九九二年《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的簽署、一九九九年歐元的建立，直到二○○二年歐元硬幣和紙幣正式進入流通，歐元的整個締造過程，追根溯源，是為了創造一種機制，讓全球匯率體系更加穩定。 一九八○年代推動政策創新的關鍵人物，尤其是非常活躍的法國財政部長巴拉迪爾（Edouard Balladur），動員歐洲主要大國一起制定了一套方案，並在整個歐洲力促其實施。一九八七年二月，七大工業國（G7）財政部長會議在法國盧浮宮召開，會上，巴拉迪爾倡議建立一個匯率目標區體系，雖然後來這個計畫沒被採納，他還是努力推動歐洲各國接納一個更明確和更嚴謹的藍圖。 歐元實驗的教訓： 讓歐洲變金融風暴頭號犧牲品 後來實際被採納的方案，在某些地方有缺陷。這些缺陷的根源在於，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中的關鍵角色法國和德國，各自有不同的思路。德國極力主張要制定出一套明確的財政紀律，而其他國家希望有較大的自主空間。法國主張歐洲經濟治理與貨幣同盟齊頭並進，但其他國家覺得那過分體現了法國式的計畫經濟思維。最終得到採納的是經過折衷以後的德國版本。 今天的局面跟一九六○、七○年代類似，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全球層面上，貨幣政策各自為政的老大問題。當年，歐洲抱怨美國的低利率導致全球通貨膨脹；如今人們抨擊美國的利率政策不負責任地催生資產價格泡沫。 說真的，美國的低利率雖然做為一種應對金融危機的國內措施無可厚非，但它加劇了全球利差交易——投機者借入美元，投向受危機衝擊較小的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通過國際銀行體系，此類交易大行其道。 這類全球性問題，是無法從歐洲這個層次獲得解答的。它需要全球貨幣政策的協調，加上某種形式的全球經濟治理。這種組合，歐洲已經嘗試過一遍，發現就連在一個區域範圍內都無法將其完全實現。然而，一個不完美的解答卻會讓市場波動更劇烈。實驗的結果是，歐洲把自己變成了金融危機的頭一批犧牲品。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