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終於對美國銀行權貴們下手了。經過日前在麻塞諸塞州選舉的失敗之後（編按：美國麻州過去是民主黨票區，但日前麻州參議員補選結果，卻由共和黨勝出），由聯準會前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起草的一份限縮銀行市場權力的報告，開始重新被重視。 到目前為止，事態的發展開始轉變。起初，銀行大老們獲得了自二○○九年春天以來的勝利。一些情況轉好的銀行開始償還財政部「不良資產援助計畫」（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的紓困金。一旦還款，他們就可以擺脫政府制定的特別條款的束縛：限制獎金和薪酬的發放。 在危機發生和救助的關鍵時期 ——二○○八年九月到二○○九年初之間，前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和歐巴馬當局正在交接政權。他們都還來不及考慮怎麼處置那些引發危機的銀行，對拆解各銀行也無暇考慮。 當一個行業陷入危機之時，不管是運氣不佳或是經營不善，重組問題就不可避免。重組的前提是：想要得到政府的救助，公司高層主管必須下臺。過去，當一些國家的財政出現問題時，美國財政部多年以來就是一直奉行該項原則——直接或是通過影響國際貨幣基金（IMF）來實行重組。 勾結政客，金融權貴「勇」於犯錯 但是在處理美國銀行業上，至少到現在，還沒有任何形式的處罰措施。絕大多數銀行高層主管依舊沒有替換，在風險控制和薪酬架構問題上，依舊沒有什麼改變。為什麼當局如此保守？害怕銀行業的整體崩盤可能是部分原因——當然也包括政客和金融權貴之間某種不正常的關係，也就是對高盛（Goldman Sachs）和花旗（Citi）高級主管們那種真心偏愛。 不管怎麼說，機會一旦失去就不會再來。當穩定經濟的措施開始發揮效力之時，銀行開始獲利。由於一些競爭者的退出——這包括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更多的市場占有率就意味著更高的利潤。 政府確實在二○○九年夏天實施了一些微弱的監管改革，提出了對消費者的保護和一些加強金融穩定的措施，但這也遭到了銀行業的頑強反擊。二○一○年初生效的銀行稅將在未來十年向銀行徵收九百億美元（約合新台幣兩兆九千億元），但這僅占銀行利潤的一％ 。 不出所料，銀行業反對這些改革。大型銀行自然想要維持現有的商業模式，獲利時納入自己口袋；一旦虧損，則由納稅人埋單。這樣他們可以勇於冒險，從而引發一系列的泡沫破滅和政府救助，這個情況不斷上演。實際上，英格蘭銀行金融穩定委員會主管霍爾丹（Andrew Haldane）將其稱為「命中注定的輪迴」（doom loop）。 除了沃爾克方案，還應做兩件事 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很少會接連而至，但在這種鉅額利潤的刺激之下，銀行業會一再鋌而走險——IMF五十多年的歷程非常清楚的表明這點。但是最後，在麻塞諸塞州選舉之後，一些重要的改變出現了。由沃爾克提出的改革方案將給銀行增加新的限制措施，類似於大蕭條時期的格拉斯．史提格法案（Glass-Steagall Act），將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區分開來。一九九九年，格拉斯．史提格法案被修改，允許銀行從事所謂的「自營帳戶交易」，也就是使用儲蓄戶的資金來進行交易，這主要是被用在頗具風險的貸款抵押證券上。 歐巴馬政府不僅應該禁止商業銀行的「自營帳戶交易」，而且還應該做好兩件事情。第一，銀行資本適足率應該翻兩倍——不僅針對美國，而且是二十大工業國集團的銀行——迫使銀行至少持有 二○％至二五％的核心資產。這樣一來，股東們就會代替監管機構來主導銀行的理性操作。 第二，如果銀行「大到不能倒」，那就必須縮小規模，納稅人沒有義務在每次危機爆發時救助它們。在美國，我們應該明訂銀行的規模大到什麼地步就必須被限制。 歐巴馬對六大銀行——包括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高盛、花旗和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在內強硬起來是對的。它們的總資產加起來超過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六成 。這是現代美國史無前例的金融壟斷。早在一百多年前，老羅斯福總統（Teddy Roosevelt）就指出，壟斷金融寡頭的最大問題就是它們對政治的影響力，這和民主的本質是相違背的。如今這還會阻礙成熟經濟政策的順利實施。 匯率固定不變的國家，需要改革 所有人都希望經濟保持穩定，而許多人在今天不願意放棄昨天曾給他們帶來穩定性的東西。但是試圖從僵化不變中獲得穩定只能是異想天開。今天國際金融系統的穩定，需要那些匯率固定不變的國家願意允許更大的靈活性。 在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後，許多新興市場發現它們通過使貨幣貶值或生產力的快速增加，或者兩者並用，就可以保持很強的競爭力。這些國家獲得鉅額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建立起龐大的外匯準備，並且不是固定它們的匯率就是施以高度控制，以實現前兩個目標，似乎保持了很強的外部穩定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的金融危機，正是匯率掛鈎的特定體系在資金出現外流時爆發的。然而，在許多情況下，持續成長的外匯準備比任何人所能夠想像的都要有利，這些國家發現它們能夠抵禦國內外的巨大衝擊並且保持了高速的成長。因此，在幾年時間裡，許多國家認為有著官方外匯準備的籌碼支持，它們的匯率掛鈎機制就會運作得很好。於是在世界匯率體系中出現了一種新的秩序。 這將可以幫助人們對調整過程的秩序維持擁有信心，並且不會帶來新全球貿易不平衡和保護主義。同時還需要將多邊磋商所規定的政策承諾付諸實施，以避免對美元信心丟失。 只要調整過程依然不平穩，那麼全球經濟成長所面臨的風險將會越來越高。政治並不是如此簡單，但是我們需要各國加強合作降低這些風險，我們現在就需要這樣的合作。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