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結束了。美國依舊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強權。曾經，他們自以為有能力及權力，單憑己意，重新安排世界秩序，但是如此自大狂妄的美國，終於在伊拉克嘗到了苦頭。很多歐洲人一直希望美國能夠得到教訓，可是幾乎沒有人希望美國縮回孤立主義的殼裡。 今年到渥太華參加比爾德堡（Bilderberg）會議，我才對這樣的心境轉折有些了解。二○○四年十月十七日的《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裡刊登了薩斯金（Ron Suskind）的文章，內容引述某位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官員的以下發言：「現在我們是個帝國，舉手投足可以創造出屬於我們自己的現實真相。」三年前召開比爾德堡會議時，確實可以從美國與會人士的言談中嗅到這股自信。不過現實真相是會傷人的。 還好，眼見美國落難，歐洲人並沒有幸災樂禍。他們很清楚，美國不是插手重塑世界秩序，就很有可能是完全抽身袖手。可是少了美國，根本無從應付世界各項挑戰。尤其他們很明白，歐洲無心也無力獨自因應這樣的場面。 反恐戰爭犯錯：拳頭有力不等於無往不利 單極時刻何以結束？簡而言之，就是美國過度插手，結果終於學到教訓，而且是再次學到教訓：拳頭有力不等於無往不利。一切如同四十年前的越南叢林往事重演。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教授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出了本新書談新保守主義者，內容頗有爭議。他在書中表示，布希政府的心態特質導致了三項錯誤。 第一項錯誤是「反恐戰爭」定位模糊，又是特定恐怖組織的威脅，又是一長串的流氓國家，而且還扯上更廣泛的核武擴散問題。 第二項錯誤是沒有料到「行使『善意霸權』會引發全球惡評」。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監獄無限期的羈押監禁、阿布葛拉布（Abu Ghraib）監獄的私刑虐囚，都讓所謂「特別的美德」（exceptional virtue）蕩然無存。 第三項錯誤是沒能妥善規畫戰後伊拉克的重建藍圖。更嚴重的錯誤是，他們忘了進行如此大規模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有多麼困難。 如果是我，還會再加上兩項錯誤：誇大動武的功效，以及決定將推行民主當作對外政策的最高目標。 先說前者，美軍為了恢復伊拉克秩序進退兩難，空有毀滅的力量，不代表有能力投入建設，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的軍力，不足令中國或是俄羅斯俯首稱是。 再論後者，儘管高談民主目標，卻又支持與之親近的獨裁暴君，此等言行不過是讓美國顯得偽善。 現實主義抬頭：對外可能轉向孤立主義 而且錯誤不僅止於觀念層次。這應該是一九二○年代以來最不適任的政府：或許是為補總統能力之不足，總統一正一副，卻儼然有雙總統制的架式，而且因此引發了嚴重的後果：發動伊拉克戰爭，是為了銷毀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但最後發現這批武器根本不存在；更糟的是，自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以下，政府文官、軍系將領，竟無一人為瀆職負責下台。 美國一定會恢復，可是道德資本已經重傷。美國想讓別的國家做什麼，往往會訴諸道德，以遊說其他民主制度下產生的外國領袖，不過九一一事件後累積的同情善意，如今已經消磨殆盡。 現在情況有何變化？強迫政體改變已經不是優先議題。儘管美國可能還想對伊朗的核子設備發動空襲，但絕不可能調派大軍揮進該國。福山教授指出，傳統外交政策中的「現實主義」一派正悄悄復興。但這股反作用力還不只是如此而已。「傑克遜保守主義者（Jacksonian conservative），也就是住在紅色內陸州的美國人，這些人的兒女遠赴前線作戰，甚至在中東捐軀，他們和新保守主義者連成一氣，都支持打這場伊拉克戰爭。不過一旦看穿這項政策的失敗處，他們可能向後退縮，轉而支持孤立主義一端的對外政策。」 歐洲人該小心謹慎：他們許的願很有可能成真。退縮冷漠的美國就和過度武斷的美國一樣不討喜。美國必須發展出新的對外政策，而歐洲人必須試著伸出援手。 未來對外政策：應回歸自由經濟帶動民主進程 身處後後九一一（post-post-9/11）的世界，應有什麼樣的對外政策？就美國而言，答案應是回歸一九四一年之後的政策核心，也就是促進建立全球的自由秩序（global liberal order），而且必須同時強調三個面向：全球，因為所有準備好遵守遊戲規則者都有機會參與；自由，按其古典定義，意為開放市場的世界；最後同樣重要的是秩序，目標是維護各國的和平關係，而且只要有可能，就應該是在國際組織的框架下進行。 這話不代表要揚棄民主目標：一旦確立市場經濟路線，民主往往隨之成形，台灣、南韓就是例證；而且民主也還是很有號召力的理念，這在前蘇聯國家一連串的「色彩革命」（colour revolution）中可以得到證明。這樣的對外政策，代表能接受民主只是其中一種理想目標、認清民主由外施加的各種阻礙、坦承選舉本身不會帶來自由，而且最重要的是，了解個別社會演進的獨特之處。 我認為此一方式應稱為「自由現實主義」（liberal realism），福山教授則管他的補充版叫「現實威爾遜主義」（realistic Wilsonianism）。他宣稱這套思維「承認各國內部發展對世界秩序的重要性。……這項政策從過去新保守主義政策中截取其中具理想主義色彩的部分，但重新檢視發展、國際組織和其他新舊保守主義者忽略的議題。」 善用國際組織：雖有缺陷，但維持秩序不可缺 強調機構組織，正是其中心思想。許多美國人抨擊美國一手創建的國際機構，但制度化組織下的檢核、平衡，正是美國憲政體系的核心，為何轉換到全球層次就不能適用？這些機構組織本身仍然有缺陷，但除此之外，又有什麼替代方案？我們不能眼看世界失序，也無法忍受美國霸權宰制。必須想辦法讓這些國際機構發揮功能。 決定美國未來的角色，靠美國自己就可以做到。不過歐洲人還是有幫得上忙的地方，例如成為美國更實際可靠的同盟國、立場更一致堅定的批評者。世界不會同意任由美國頤指氣使，但其實還是得仰仗美國出面領導、歐洲繼續做他們的天生夥伴。若是希望未來能過得比最近更好，雙方現在都必須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