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宋二人因為「十點共識」被藍綠陣營的極端派罵得臭頭，胡錦濤發表「請台灣當局領導人信守四不一沒有及不通過憲改實行法理台獨」之後，似乎更坐實了他倆「吳三桂」的罪狀。 吳三桂的罪狀是引清兵入關，和吳三桂同時期的民族英雄則是史可法，吳三桂受後世唾罵、史可法受後世推崇，這是史家價值觀影響，而撰史者通常代表統治者意識形態，如果有人能倒轉時空，問問當時老百姓的想法，答案會是什麼？ 無論吳三桂當時的動機是「衝冠一怒為紅顏」還是「報君父家國之仇」，北京城內老百姓已經飽受李自成的土匪軍隊姦淫擄掠之苦，清兵趕走李自成對他們而言，實在是「解生民之倒懸」。 史可法守揚州，〈復多爾袞書〉寫得大義凜然，揚州城內老百姓受到他的感召和激勵，死守揚州城。可是若在「揚州十日」之後做民調，會有多少人仍願支持死守？ 這是歷史的弔詭之處，當然，時空不可能倒轉，悲劇也只能供後人唏噓。然而，讀歷史的價值就在勿重蹈前人覆轍，人類進步到民主社會以後，更應該積極建立「人民本位」的史觀。 以老百姓史觀來看的話，吳三桂固然稱不上英雄，因為他的出發點不是為了北京城老百姓，但也不能說他是賣國；同理，史可法雖非好戰誤民，但也當不起民族英雄之名。 拉回台灣。當年日軍登陸台灣，唐景崧落跑，台北城陷入亂民肆掠的恐怖社會，辜顯榮係應台北城士紳之請，引日軍進城。如果責備他日後配合日本統治而富甲一方則可，說他引日軍入城是「台奸」則有失公允——不信，問問當年台北城老百姓的意見如何？ 今年「二二八」前夕，我去參加「王添紀念輯」新書發表會，王添先生是當年二二八事件的「頭號叛亂犯」，新書發表會場全都是獨派人士，我在那個場合似乎顯得突兀，但因我的大學摯友是王添先生的孫子，我說什麼也得去。 回家拜讀紀念輯之後，感慨萬千。王添在日據時代就為台灣人民爭取自由人權，受日本統治者迫害，光復後又為台灣人民爭取公道與人權，卻在「二二八」時被憲兵逮捕，一去不回。重要的是，他正是一位人民至上的篤行者，此處引述一段他對一九四六年「五五憲草」的意見〉原載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日《人民導報》〉：「要求憲政實施固然迫切，卻不願為換取一部憲法，而捐棄和平統一，再負擔同胞互相廝殺之龐大軍費，過那在炮火下朝不保夕的生活。尤其不願再見那由永久內戰所將帶來的殖民地運命！」 這番痛切陳詞對時下倡言「制憲保台」「不惜戰至一兵一卒」的人士，可有任何啟發？他們每年藉二二八之名鼓動群眾情緒，可曾體會這位「二二八頭號先烈」為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苦心孤詣？ 老百姓的要求很單純也很卑微：過平凡但平安的好日子而已。由老百姓史觀來看，引清兵入關的不是吳三桂，而是腐敗的明朝政府；引日軍入台的則是腐敗的清朝政府。 阿扁說「李登輝也做不到〉制憲改國號〉」。但是回頭看看當年王添向陳儀提出的「三十二條」當中一條：「實行所得統一累進稅，除奢侈品外，不得徵收任何雜稅」，減化稅賦可是李扁二位總統可以做但卻做不到的事情。如今的台灣，小老百姓的稅負〈包括健保費〉一加再加，大財團卻一減再減——貧富差距持續加大，政府愈加腐敗，未來是誰「引賊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