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提出新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為了因應當前空前惡劣的經濟情勢及比原先估計高出二十倍（港幣六百五十億元）的財政赤字，必須採取嚴厲的節流措施，其中包括香港十八萬多名公務員，自二○○二年十月一日起全面減薪，平均減幅四．七五％。 前此，新加坡政府在去年就採取了公務員全面減薪的作法，幅度自八％至一○％不等，越高階者減薪越多。新加坡此一政策在香港媒體披露後，曾引發香港各界不小爭論，惟在官方堅持無減薪必要下逐漸平息，未料不及半年，港府也步上了後塵。 從長期看，說到底這一切都跟中國大陸經濟迅速崛起的效應有關。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與其周邊地區就開始產生所謂「區域化」的現象，在「區域化」的進程中，主要資源（尤其是土地與勞力）價格在大陸及其周邊地區所存在的巨大價格差距，就成了驅動各種區域化經濟行為（如貿易與投資）最主要的動力。很明顯，將中國大陸與其周邊地區（包括日本、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對照，偏低的地價及工資是大陸最大的競爭優勢，偏高的地價與工資則是日本及四小龍最不利的競爭劣勢。不幸的，要扭轉雙方競爭的優與劣勢並不容易，因為土地與勞力不像一般商品，它們的價格易升難降，地價與工資在經濟持續繁榮時會不斷上升，但是，當中國大陸崛起這個始料所未及的變數驟然出現之後，日本及四小龍已然偏高的地價與工資就構成了它們在競爭及生存上最大的致命傷。這個道理，相當程度上可以解釋日本及四小龍當前所處的困境。 但是，市場機制畢竟在長時期中還是會發揮作用的。終於我們看到了日本及四小龍的地價都在下調，某些地價降幅甚至已超過了五成。然而，比較起地價來，工資所具有的「向下僵固性」是更為嚴重的，因之工資即便有所調整，時間往往更晚，幅度也往往更小，但終究不免一調的命運。 若單純就工資而言，民間部門調整的彈性或靈活性遠大於政府部門。面對不景氣的來臨，民間企業可以立即減薪，要不就是裁員，但政府部門不然，不但工作是鐵飯碗，除了編制外約聘人員，全球各國（除了近幾年大陸朱鎔基為進行政府改造而有大批公務員「下崗」之外）幾乎未聞公務員有被裁員之事，不但沒有裁員，連減薪好像也沒聽過，直到這一次。 這一次真的與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這一次的不景氣有相當部分來自於結構性因素，也就是競爭雙方在資源價格上所存在的巨大差距。此等差距不縮小，競爭劣勢即很難扭轉，而要縮小此等差距，經濟手段只有三個，一是市場機制、二是人為干預（如港、星）、三是貨幣貶值。三個都不採，又沒有生產力的提高來抵消的話，就得面對持續的衰退。 如今，香港、新加坡都做出了選擇，台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