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本月七日針對刑法誹謗罪做出解釋，強調「絕對惡意」和「被告不必自己證明無罪」原則，對言論自由的保障，具有重大意義。 此後，七月七日不僅是抗戰紀念日，也將成為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里程碑，值得向主持這次解釋案的大法官們致敬。 這次的釋憲案，由《商業周刊》提出聲請，先後委由羅明通及李念祖兩位大律師遞出聲請書，歷經兩年餘，才獲得此一保障言論自由的重大成果。對於當時受到總統女婿賴國洲和交通部長蔡兆陽控告的本刊同仁，也算是遲來的部分正義。 在控案發生時，正流行一股政治權勢人物控告媒體的歪風，以劉泰英控告《亞洲週刊》為顯例，實屬台灣言論日趨自由化腳步中的倒退逆流。雖然《亞洲週刊》案的主審法官，最後引述西方民主國家的進步原則，判決《亞洲週刊》無罪，但《商業周刊》和其他媒體卻未能同等幸運。 雖然本刊前任總編輯黃鴻仁和記者林瑩秋也於庭上滔滔雄辯，並提出相當佐證，但最後我們接到的判決書，相較於《亞洲週刊》案，實在不像同一國家之法官所做的判決。於此，我們深感相關法條的曖昧不明，以及司法官在民主素養上的南轅北轍，實不足以構成一個開明進步的新聞報導環境，使新聞工作者能免於恐懼的盡其職責。然而，我們並不因此對體制絕望，乃決定進行聲請釋憲的長期努力，終於獲致了令人欣慰的進展。 釋憲案公布結果後，也有人說，是否因為政黨輪替，所以才可能做此進步解釋。我們倒寧願不這麼認為。眾所周知，陳水扁總統當年曾因誹謗案身繫囹圄，也是法制落伍的受害者。但若認為大法官考慮此一背景而作解釋，豈非正凸顯了另一種形式的政治影響司法，而這正是我們所始終反對的。 獨立的司法運作，是政治進步的基石；而政治的進步，又是社會各業合理發展的基礎。不僅是新聞業，各行各業莫不如此。我們相信，這次大法官的開明釋憲，正象徵著我國司法日趨獨立的重大進步。如此，則同感欣慰的，不止是《商業周刊》和媒體同業，也包括了《商業周刊》遍布各行各業的精英讀者們。 這次釋憲案的另一重大意義，是說明了體制內進步是可能的。只要大家鍥而不捨的追求合理性，各行各業的遊戲規則，都有日趨改善的空間。願以此與所有讀者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