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日，數千名年輕學生，在泰國知名學府—法政大學蘭實校區廣場前齊聚，適逢COVID-19疫情，台上、台下每個人臉上都戴著口罩，像一群蒙面戰士；他們在昏暗天色下高高舉起自己的手機，打開照明燈，同時望向站在台上的法政大學學生帕努莎雅，她正宣讀要求泰國皇室改革的十點訴求，現場響起一片如雷的歡呼與掌聲。
泰國女大生改革宣言：
不改變，就得永遠這樣生活
這是歷史性的一刻，這群年輕學子，正挑戰泰國社會最不容質疑的皇室權威，泰國政府公開批評這群年輕人已逾越了紅線。
年僅二十三歲的帕努莎雅，極可能因此觸犯泰國憲法中的「冒犯皇室罪」，背上最高達十五年的刑期。她越洋接受商周獨家訪問，談及為何甘冒風險站上台？她說：「現在就像是一個新時代，我們這一代人，想要改革，就得從『講出來』這件事情開始，否則就會（像以前一樣）陷入無限惡性循環，不改變，我們就得永遠這樣生活！」
相似的場景，是一年多前，距離曼谷一千七百二十二公里遠的香港。同樣是一群面戴著口罩與防毒面具的年輕學生，在充滿催淚彈的香港街頭，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條例》。
香港周庭反送中被捕：
我們必須做，這是我們的責任
當時參與行動的香港眾志前副秘書長、今年二十三歲的周庭，正因觸犯港版國安法而遭逮捕，隨時可能因此入獄。
她跟商周團隊對話時說，自己中學時期對政治宛如一張白紙，偶然臉書上看到學生團體發起反國教運動，因為好奇而參與，卻從此成為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甚至參與政黨組織。她說：「我們的行動真的會影響到社會，還有影響到政府，所以我們必須做，這是我們的責任。」
台青年邀3黨總統候選人對話：
沒人可擔世代責任，但一群人可以
場景，拉到與香港一海之隔的台灣。
就在今年總統大選前夕，一群平均年齡不滿二十歲的大學、高中生們，在網路上發起「青年民主返鄉列車」募資（買車票）行動，鼓勵年輕人行使公民參政權、返鄉投票；在二十五小時內，募資門檻就達標，總共募得二百七十萬元，成功讓超過四千位年輕人順利返鄉投票，比前年第一次募資行動，足足多了兩倍金額。
主要行動發起者，是成立兩年的台灣青年民主協會，成員張育萌、林彥廷，同為二十三歲，去年，他們不靠任何政黨資源，在全台串聯五十多個大專院校學生組織，藉網路社群聲量，讓三黨總統候選人接受他們邀請，與青年對談。
他們清楚知道，諸如聲量、按讚數、分享數，在民主社會中就像是「民意基礎」。「要創造、改變某些事，就需要互相支持，因為沒有人可以承擔這麼巨大的世代責任，但是一群人可以。」張育萌說。
三個國家，三個完全不同背景的年輕人，為何，都做出類似的抉擇？這群人，又將如何改變世界？
做為網路原生世代，網路去除了他們的地理隔閡，壓縮了他們累積知識的時間與空間，也削低了他們參與行動的成本以及門檻。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陶振超認為，傳統社運參與，除非人親到現場，否則很難直接觀察，「但網路社交媒體改變了這種狀況，我在網路上看到文字、照片、影音，就可以線上形成『觀察學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耳濡目染之下，就可能促成行動。
游牧民族的勇敢強悍性格，正透過社群媒體連結擴大，他們更敢於追求公平正義、要求當權者為問題負責。
同時，出生就與網路科技為伍的他們，更將各種操作網路工具的「習慣」，運用在社會與政治參與上。
例如，泰國年輕人喜歡使用Twitter做議題聲援或串聯。「在Twitter上，如果很多人大量使用同一個標籤（hashtag），就可以讓這些關鍵字被推到熱門排行榜，大家覺得很好玩，就會一直發文加上標籤，」泰國學運領袖、目前就讀朱拉隆功大學的秦聯豐說，這種方式會增加網友的「參與感」，「所以我們會設計很多標籤，讓參與者有感，（議題）就會熱起來！」
香港反送中運動，也摻雜了Z世代熟悉的電玩遊戲元素。例如，抗爭者為了個資保護，會使用各種「電玩式」的代稱，他們把反送中街頭行動稱為「香城Online」，參與者都是「玩家」，有人屬於火系、水系或蟲系魔法師；不同系，代表在行動中擔負不同的責任工作。
Google台灣前董事總經理簡立峰認為，年輕世代從他們熟悉的線上世界與線上遊戲中，學得「快速反應」與「協同工作」的本領。
簡立峰的觀點也解釋了，為何近年以Z世代為核心的社會運動，總是能在無組織、無領導人的情況下快速集結、分工與行動。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陳順孝引述美國網路觀察家薛基（Clay Shirky）提出的「無組織的組織」概念，進一步解釋：傳統社會的行動，是先組織後行動，但網路社群具有眾人參與、跨域連結、即時互動三項特質，讓行動不必先有組織才能動員。而且隨著網路科技進展飛速，未來「無組織的組織」會集結的更快、更廣、更即時。
然而，當無組織的組織成為Z世代參政的常態，來得又快又猛爆時，世界將如何變化？
從科技決定論者的正面觀點來看，這不是壞事，至少，Z世代能透過網路解構並挑戰既有的秩序與權力結構，讓資源、話語權不再只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讓更多人可以透過網路集結、發聲。
網路是一把雙面刃。台北市議員邱威傑認為，網路社群確實能讓各種弱勢聲音找到棲身地，甚至壯大；反之，歧視的、保守的言論也同樣可能在網路小圈圈中找到依歸、集結，「這讓極端意見可以被激化。」例如，你可以社群媒體上找到反同或挺同組織，發現聲援「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群體，但也可以找到「白人至上」的社團。
街頭革命只是一個途徑
好政治，是把鄉民抱怨納進體制內
當初在臉書匿名創立社團、推動「阿拉伯之春」的知名科技決定論者戈寧（Wael Ghonim），也在日後公開演講中認錯：「我曾說，想要解放社會，你需要的只是網路，但我錯了。」因為，社群媒體並沒有促成良性溝通，反而讓撕裂更劇，甚至讓埃及因此又陷入極權政府統治、族群分裂的情況中。
面對這樣的趨勢，已有德國等國家嘗試立法管制社群平台偏激言論；但相較管制，陳順孝認為，讓多元聲音被納入既有的公共決策過程中，才可能避免下一次更激化的對立發生。
簡立峰也持類似觀點：網路社群可以是酸民，但也可能變成一股引導入體制內改革的力量，「太陽花就是引導網路能量進入到體制的（案例），從鍵盤救國到直接救國，這就是一種正向導引。」
換言之，將Z世代的聲音透過機制引導入體制做漸進式的改革，或許是一種解方。例如，芬蘭有類似的網路民主機制，將鄉民線上抱怨，轉化為實質可行的法律提案，進入決策過程；台灣也有類似案例，如數位政委唐鳳主持的「vTaiwan」，讓公、私、民間部門代表做政策討論。
新的對話方式，是不同世代必須學會的能力，街頭革命並非唯一途徑。現年十三歲的美國少女柯佩妮，為改善密西根水源汙染問題，寫信給時任總統歐巴馬，獲對方親自拜訪後，吸引全美目光，促使更多行動者、科學家響應，讓這場行動從五年前持續迄今。柯佩妮選擇漸進模式，同樣讓她的聲音傳遍全美，受到重視，喚起改革。
當然，漸進式的改革可能追不上Z世代發起猛爆性行動的速度，但你我得做好心理準備，並且深層理解，Z世代敏感不安的原因，讓更多直接對話出現，我們才可能找到共處的平衡點。
畢竟，今日你不跟他們對話，讓他們「講出來」。明日，他們就可能直接拿下你手上的麥克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