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失智母11年，失婚、失業、不敢聯繫朋友⋯來自深淵的自白：我已經死了

NHK特別節目《我殺了我的家人～「照顧殺人」當事者的自白～》採訪小組的成員，採訪為照護高齡者所苦、最終演變成殺害家人的當事人，追尋他們跨越那道界線的原因。本文為負責製作這檔節目的導演及記者執筆的內容。

長谷川先生照顧失智症母親已邁入第11年。在調查問卷中，他寫道：「對於沒有盡頭的狀況感到絕望，越是思考自己的將來，絕望感就越重，我也會想著和媽媽一起去死或者自殺。」

我們試著撥打他在問卷上填寫的手機號碼、表示想直接和他見面。見面時，長谷川先生穿著藍色POLO衫和棉褲，雖然五十幾歲了，但看起來很年輕。長谷川先生懇切的訴說他人生目前為止的經歷。

「我照顧老媽已經超過10年，和社會的關係也變得疏遠⋯⋯好久沒和人說話了，如果話說得不好還請見諒。」

因為長照失去妻子

在全職照護前，長谷川先生在不動產公司擔任銷售大樓的業務，雖然公司不大，但是營業部門的工作內容卻很充實。結婚後，夫妻生活也很順遂。母親則因為丈夫早逝，一個人住。

長谷川先生38歲時，開始感覺到母親的不對勁，她變得相當健忘。身為獨子的長谷川先生決定與母親同住，於是和妻子、母親開始了3人生活。

只是他忙於工作，照護全丟給妻子，但妻子也有工作要做，她的負擔變得相當沉重。母親會抓住妻子，重複相同的話語無數次，漸漸的妻子感到疲憊不堪。

「太太發出了好幾次求救訊號，但我卻視而不見。雖然說我工作很忙，但我明明就注意到了，卻置之不理。」

開始同住的2年後，妻子提出離婚。

變成長照機器人了

長谷川先生決定辭去工作，全心全意照顧媽媽，但他不是因為要照護而被辭退，也不是因為蠟燭兩頭燒才離職。他只是以很隨意的心態辭職，對此，他很後悔。

「我對於失智症完全沒有任何相關知識。如今想起來，我真的太小看失智症了，我只想說要治好我媽。」

長谷川先生當初認為，只要讓大腦活化就能治療失智症，於是他買塗鴉繪本、想教媽媽使用手機，只要是自己想得到的方法，都會嘗試。但母親持續惡化。

他和無法認知到自己罹患失智症的母親，一再起衝突。「如今想起來，我用對待小孩的方式對待媽媽，或許傷了媽媽的自尊心。」

他不清楚什麼長照保險制度，他深信這些全部都是身為長男得做的事，所以沒想過要去公所諮詢。

某天，母親從銀行領出一個月的生活費20萬日圓後，錢包就掉了。因為長谷川先生已經辭職，生活費全靠母親的年金。雖然長谷川先生最後終於找到錢包，但裡頭的現金已經全部被抽走。

問題相繼發生。

當時母親還能騎自行車，但是她會忘了騎回家，每次都是長谷川先生去找；他責備母親的次數也增加了，親子關係變得岌岌可危。

長谷川先生沒辦法跟別人商量，他就好像活在一個看不到出口的世界裡。

他也曾有能跟別人討論的機會。某天，民生委員偶然到家裡拜訪，長谷川先生已經精疲力盡，但是他卻沒有辦法向對方求助。

「民生委員看到我的臉，就說『抱歉打擾了』，馬上就回去了。我想，他可能覺得，這家的兒子在所以沒問題，或覺得2個人一起住所以沒問題。我想，即使內心已經到了極限，只看臉色還是不會知道的。」

如今回顧起來，那時是長照最痛苦的時期。「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一直在痛苦掙扎。我以為我能回到原來的狀態，但卻回不去。我最痛苦的時期，我什麼都做不了。」

長照末路出現轉機

但窮途末路的長照，卻因為母親腦中風倒下、被送至醫院，出現轉機。

治療醫生對於長谷川先生沒有使用長照服務感到驚訝，勸他去公所接受照護認定。母親認定的結果是「需要照護等級2」，她開始一週去日間照顧中心3次。自從開始利用長照服務後，長谷川先生的負擔減輕了，心境才慢慢有餘裕。

他也有空間思考關於生活的事，他們搬到房租便宜、位於郊外的公營住宅，這樣房租負擔就少一半。雖然仍只是勉強能生活，但也一點一滴在改善。

但他們還是沒辦法恢復像以前一樣的生活。他想過用母親去日照中心的時間，拿個照顧服務資格回來。但如果去照服學校上課，就無法在日照結束前趕回家。

他曾和照顧管理專員討論再就業的事，但感覺對方沒有想聽他說這個。「這也是當然的，他們的工作內容不包含幫我找工作。」長谷川先生說。

如今的他是扼殺自己的感情在活著。「在長照開始之前的自己，已經死了。我是這麼想的。」

在剛開始照護時，他會因為想恢復以前的生活而不斷掙扎，疲憊不堪。如今他覺悟已經回不去了，於是決定扼殺感情，什麼都不要思考。

「我變成長照機器人了。」只要這樣想的話，他就能夠接受現在的生活。

我們在咖啡店包廂的採訪長達2個半小時，長谷川先生仍滔滔不絕。我們想用電視傳達他說的話，但卻被他斬釘截鐵的拒絕了。

「我連稅都沒好好繳，這樣的人還要上電視發言實在太狂妄了。我想我同學也會看到，我也不想讓他們看到我現在悲慘的模樣。」

要回家時，他說「抱歉，我說了好久」，然後很有禮貌的低頭致意。我們還是沒辦法放棄採訪長谷川先生，於是再一次用詢問他是否能接受採訪，他的回覆非常慎重：

「昨日承蒙您特地前來。僅是您願意傾聽像我這種邊緣人的胡話，我就已經很感恩了。」

後來，我們又打了好幾次電話拜託他。最終他接受了採訪。

一度拋棄母親

我們決定將採訪時間訂在母親去日間照顧中心的空檔。直到現在，母親仍然沒有認知到自己得了失智症，所以在這樣的母親面前，沒辦法進行採訪。

長谷川先生的住屋齡有50年，他與母親住在一臥一廳一廚房的房子內，客餐廳同時也是母親的寢室，母親的床就放在客餐廳的一個角落。

「最辛苦的是沒有自由。感覺就像是手腳被鐵鍊鎖住，身處在牢獄中，真的令人難以忍受。」長谷川先生向我們講述了至今為止，他沒對任何人講過的事。

5年前，母親因腦中風倒下失去意識，長谷川先生看著眼前屈膝倒在走廊的母親，卻猶豫著要不要叫救護車。「我就是呆呆的看著。如果放著不管，老媽死了、長照結束，就能夠自由了。」

我們一開始以為，走到照顧殺人地步的人，以及沒有這樣做的人之間，一定隔著一條界線。但越深入採訪，我們就越不知道那條界線究竟在哪。

後來，我們實際的感覺是，原來沒有明確的界線。事件的當事人，也是要嘗試越過那條線後，才會意識到，原來自己被逼到了這個地步。

至今為止一言不發，只是盯著觀景窗的攝影師，突然出聲詢問：「你想對那些犯下照顧殺人案的人說些什麼嗎？」

長谷川先生默不作聲。10秒、20秒⋯⋯然後，他終於開口了：「我想對他們說：『啊，照護終於結束了，辛苦了。』雖然說『辛苦了』可能有些失禮，之後他們必須要贖罪，也必須坐牢什麼的，但比起那些，我想先說聲：『啊，照護結束了喔，真的結束了。』」

這是唯有經歷過種種照護辛勞的人才說得出口，來自深淵底部的話語。

與舊友重逢

《NHK特別節目》播出後的隔天，一通電話打到了NHK，來電人是長谷川先生高中時的同學。他說：「我聯絡不上長谷川先生，我一直很擔心，我想要出一份力。」

這位男同學，在長谷川先生住家附近的一間特別養護老人之家擔任院長。我們打電話給長谷川先生，他說那是他很好的朋友。更讓我們驚訝的是，長谷川先生甚至知道他的好友在特別養護老人之家擔任院長，他也曾為了尋求幫助，走到那座設施的門口。

但是，他怎麼樣都無法走進建築物中。「雖然，我一直想著，很想見他⋯⋯但怎樣⋯⋯也沒辦法。」

一直忍耐著孤獨的長谷川先生，第一次在我們面前流下淚來。隔天，雖然長谷川先生約好要跟同學見面，但他還是用簡訊道出他猶豫不決的心境。

「我很害怕自己崩潰。水門一旦開啟，多年來抑制的各種感情，感覺就會像洪水或海嘯般湧出。我自身的感情和思考總是蜷縮著，無論看見什麼、發生什麼，我都只是冷淡的應對，唯有這樣才能穩定我的照護人生。若和同學見面，我就會想從長照機器人做回普通人類吧，我很害怕。」

之後，長谷川先生和同學重逢，而且他們有事先互相配合時間，所以參加聚會的同學多達5位。聽說那次的重逢，大家都扭扭捏捏，講話也斷斷續續。為了不要讓氣氛太沉重，大家也硬是避開了長照的話題，始終都在無關緊要的話題上打轉。

儘管如此，對長谷川先生來說，光是能見上同學一面就非常滿足了。比起話語，他更高興的是大家為了赴約，有人跟公司請假，有人花好幾個小時開車前來。

與最初見到他時相比，長谷川先生有了巨大變化，他和隨便形容自己是「機器人」的時候不同了，照顧者不應該把靈魂殺死變成機器人。但願與友人的重逢，能成為長谷川先生的力量。

真的被照護逼入絕境的人，會把自己關在家裡，絕不會表現出來，因此難以向他們伸出援手。在節目中，我們以如此評語總括長谷川先生的故事：「我們社會給予照顧者的關注不足。今日仍有人持續且努力的照顧家人。」

即使只有一個人也好，希望大家能打一通電話，向周圍正在從事照護工作的人打聲招呼。即使我們沒辦法輕易的找到根本的解決方法，但或許有人就因為這一聲問候而被拯救。

＊本文摘自游擊文化出版《我殺了我的家人：「照顧殺人」當事者的自白》

書籍簡介

《我殺了我的家人：「照顧殺人」當事者的自白》

作者：NHK特別採訪小組
譯者：顏雪雪
出版社：游擊文化
出版日期：2023/11/01

作者簡介

NHK特別採訪小組（NHKスペシャル取材班）

日本放送協會（NHK）紀錄片節目《NHK特別節目》（NHKスペシャル）的製播團隊之一。「照顧殺人採訪小組」（介護殺人取材班）於2015年秋天成立，小組成員與NHK全國各局處負責相關案件的記者合作，整理出2010～2015年NHK報導過的照護殺人案，直接採訪了為照護高齡者所苦、最終演變成殺害家人的當事者，追尋他們跨越那條界線的原因。

本書原型為2016年7月3日播出的NHK特別節目《我殺了我的家人～「照顧殺人」當事者的自白～》（私は家族を殺した～"介護殺人"当事者たちの告白～），並由負責製作此節目的導演及記者執筆。

責任編輯：倪旻勤
核稿編輯：陳瑋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