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憂鬱症，比成年人更複雜！中國3千萬個孩子被憂鬱症所困

即便每次的《渡過》親子訓練營都會做好安全措施，但鄒峰沒想到，自己真能見到孩子試圖跳海自殺的一幕。

據鄒峰回憶，去年3月的一天，《渡過》親子訓練營中幾個10幾歲大的孩子正在營地附近的海灘旁體驗飛行傘衝浪。他們身上綁著傘，繫在船尾。船一開，孩子就像風箏一樣飛起來，海平面上都是歡聲笑語。

突然，一個孩子在半空中驚叫：「許夢！」周圍人四處瞭望，發現那個叫許夢的女孩正一步步向海水深處走去。3月的海水還有些涼，當時浪又大，但許夢竟渾不在意。救生員匆忙趕來費力將她拖回沙灘前，海水已經沒過了許夢的脖頸。再晚一步，她可能就被海水捲走了。

後來鄒峰才知道，許夢為什麼試圖自殺。跳海的前幾分鐘，她正跟同伴一起穿戴裝備，教練突然叫住她：「妳太胖了，飛不起來。」患有憂鬱症的許夢本就十分敏感，一下子便被這句話擊倒了。

在中國，像許夢一樣為憂鬱症所困的青少年，約有3000萬個。

為了幫助這些孩子走出困境，前媒體人張進發起了《渡過》親子共訓營，鄒峰是聯合發起人之一。至今的12期訓練營共接收了約500個青少年，其中大多是「原本很乖的孩子突然打死不願去學校，人也變得或消沉、或易怒」。

而家長們喜歡用「青春期」來解釋一切，直到自家孩子在醫院拿到一紙「憂鬱症」的診斷。

他們不知道的是，孩子能在確診之後想辦法治療，都算得上「幸事」。與社交媒體上大眾愈發熱情高漲地探討相反，當下，中國憂鬱症患者的就醫率極低，不足10%。且「可能只有7%的患者堅持治療」，《抑鬱研究所》創始人任可很無奈。

顯然，政府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於是9月，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在《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中明確指出，各個高中及高校應將憂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

這或許是個好的開始？

失控的孩子，失序的家庭

接到我的電話時，曉曉媽媽刻意壓低了聲音，生怕被孩子聽見。

她從沒料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女兒會有休學在家的一天。到現在，原本該升高2的曉曉已經兩個多月沒有去學校了。「除了吃飯、上廁所，孩子很少踏出房門一步，更別說出家門」，電話那頭的曉曉媽媽重重嘆了口氣。

在她的印象中，女兒是在上學期期中考試失利後突然變了。一開始，女兒總是找藉口請假，後來甚至在學校待不到半天就往家跑。她試著跟女兒談心，也責駡過甚至哀求過，但女兒都拒絕交流。

「直到有一次，孩子突然跟我說：『反正我幹什麼都不行，不如死了算了。』我這才意識到孩子應該是出了問題。」她帶孩子去醫院，沒想到，醫生給出的診斷是憂鬱症。

3個多月過去了，說起這個診斷結果，她的聲音仍還帶著些恐懼。為了穩住孩子，曉曉媽媽只好妥協，開學時給曉曉辦了休學，在家面對女兒也如履薄冰。但私下裡，她仍然向我表達了自己的焦慮，「不讀書，孩子以後能幹嘛呢？」

但在曉曉心中，媽媽這所謂的關心是個好大的負擔，「她經常突然就發飆了。作業寫晚了、考試錯得多了、跟同學出去玩了，只要她不順心，我就要挨好一頓罵」。曉曉在通訊軟體上告訴我，那次期中考試，自己從班級前10滑到了40幾名，本來就瀕臨崩潰了，回家卻還要面對來自媽媽的狂風暴雨。

「我們什麼都為妳付出了，為什麼妳連讀書這麼一件事都做不好？」據曉曉回憶，從小到大，這句話，媽媽重複了好多好多遍。而她只覺得疲憊不堪。

即便在這樣的時刻，父母也鮮少會反思自身的問題。

但孩子是有怨氣的。即便張進在過去幾年間訪談過不計其數的憂鬱症患者，2018年10月在杭州發起第一次親子營時，眼前的20個青少年還是讓他震撼。

入營第3天晚上9點多，營地裡一位老師召集這些孩子一起談談心，沒有家長的那種。沒想到，期待中的「圍爐夜話」演變成了對家長的控訴大會。

「我有一次考試沒考好，回家後父母看了考卷，讓我滾，還叫我『永遠不要回來』。」一個孩子開了頭，「他們還給我扔了1件棉襖」。

「你這都算好的」，另一個孩子旋即接上，「我爸媽就給我扔了1個枕頭」。

父母最常說的就是，『你自己管好你自己，把書讀好就行』、『我做這一切都是為了你』……孩子們的煩惱最終化成了對父母的敵意，「我是不會原諒他們的」。

為什麼頻繁發生？

不得不承認，父母不當的教養方式是造成孩子心理問題的最大誘因。

但令家長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說有錯，自己小時候家裡的經濟條件完全不如現在的孩子，父母的教育還更粗魯、狂放，喝斥、毆打簡直是家常便飯，怎麼沒聽說身邊有誰憂鬱了？為什麼自己現在全心全意地圍著孩子轉，反倒出了問題。

在華東師範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副教授沈烈敏看來，世代間的教養環境存在較大差異。

一方面，隨著社會不斷發展，普遍家長對孩子的人生發展寄予了高期望。家長的高期望必然反映在對孩子從小開始的學習成績的期望上，於是「雞娃」（不斷給孩子安排課後班、才藝班的行為）行為成為當今社會家長們工作之餘的主要任務。「高期望」、「高焦慮」、「高社會比較」成為家長群體的主要社會心理現象。

因此，家長期望和社會比較的心理及行為也給孩子們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尤其是學業不良學生，由於長期學習成績不佳，常常處在更多、更強烈的自責、焦慮、憂鬱等負面情緒狀態之中。在一定的刺激情境下，極易出現過激行為。

如果以實際生活簡單理解這個觀點，就是在新的競爭文化下，家長本就陷在996（編按：中國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的洪流裡，充滿了成功焦慮，他們因此對孩子落入社會「底層」充滿了抗拒。於是，家長與家長、師與生、家與校之間由此而生的矛盾，細節之處全部落在了孩子身上。這對孩子來說，無疑是極大的負擔。

譬如學業壓力。以現在來說，大學考得上正在成為常態，不像父母輩，考上大學那麼不容易。因而在家長眼裡，大學考試失敗，意味著讀書失敗；讀書失敗，意味著人生毫無出路。家長對社會優越感越來越強烈的追求，已經注入孩子的血液中了。

在眼下的教育體制中，大多數老師也在給孩子的痛苦加碼。雖然見過不同的學生，但老師們並不一定比家長更敏銳。一旦學生學習成績的下降、出現厭學徵兆、經常與同學發生口角等，老師也很難有時間探究學生的心理狀態。小錯略施懲戒，大錯找家長，在學校中依然是主流的解決方案。

但孩子畢竟是孩子，他不知道自己能夠怎麼改變不如意的現狀，便一步步陷入焦慮之中。此時，一旦外界發生刺激，又是他集自身全部能力所不能應對的，全面的崩塌就開始了。

這個刺激可能是學習成績，就如曉曉一般，發現再怎麼努力自己的成績也沒辦法有起色，於是漸漸生出了自己一無是處的念頭，陷入絕望之境；可能是老師的一句批評，也可能是同伴關係，如失戀、校園霸淩，以及父母婚變、家裡迎來第2個小孩等等，都可能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另一方面，21世紀後，由於人們在新時代更關注生活狀態、自我和個體存在感，全球心理學研究進入「生活世界轉向（即人對生活及自我的關注）」時代。在時代變遷的背景下，現代化生活方式的改變，給青少年帶來了優逸的生活條件，與此同時，青少年也受社會普遍心理影響，自我意識強烈，更能全面關注自我，並自我體驗敏感而深刻。一旦遭遇生活中的不愉快，就比較容易長期陷於負面情緒中而不能自拔。

也就是說，隨著青少年對自我關注越多，成功、快樂在他們心中放大的同時，失敗、挫折和傷害也被不斷放大，對心理的打擊也是加倍的。

不僅如此，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藺秀雲認為，當下的青少年還面臨如何自我實現的問題，即探尋自己在社會上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但價值與意義又是無法量化衡量的。「物質匱乏的時候，可能有1套房子就很幸福了。而在這個年代，每個人都有很多發展路徑，並且沒有標準、也沒有上限。這樣一來，實現自我價值比起物質來可要難多了。」

另外，除了家庭、學校之外，孩子們越來越依賴的另一個社會系統是社群媒體。一方面，他們看到的一切光怪陸離與自己的生活形成了巨大差距，這種落差感容易讓孩子無措；另一方面，他們與現實社會的聯繫正在削弱，這讓他們的適應能力無法得到鍛煉。這或許與全球青少年憂鬱症日漸增加高度相關。

上述種種原因，與本就身處青春期、正在經歷身心巨大變化的孩子們發生著劇烈碰撞。

而「從表現上看，青少年的精神疾病比成年人更加複雜」，張進如此總結。「一方面，青少年的大腦尚未發育成熟，自我意識也沒有最終形成，本來就有大量的不確定性。再與青春期疊加，就更造成了他們人格的不穩定。另一方面，從環境上講，孩子學習很累，這是幾年內無法擺脫的一個重大事件，也讓治療變得困難。好不容易治療見效了，結果一場考試可能又把他們打回去了。」 

合謀與掙扎

1年多過去了，心理老師齊佳敏仍然對一個向她求助的女生印象深刻。

「從她的眼睛裡，絲毫看不見高中生該有的光彩。整個人像蝦一樣，弓著背，蜷縮在校服裡」，這是女生走進學校心理諮詢室時給齊佳敏留下的最直觀的印象。整場對話中，齊佳敏還注意到女生一直緊緊抓住校褲的一段不放，貶低自我的感覺撲面而來。

齊佳敏仔細一問才知道，女生的父母總批評她是愛慕虛榮，總惦記著別人有、自己沒有的東西；她又不敢讓同學發現自己的不對勁，單是想想可能面對的嘲笑和孤立，她就不得不強迫自己裝積極、裝快樂來應付一切。

同樣的經歷也在曉曉身上發生過。在確診且接受治療後，她才知道這叫病恥感。沒有憂鬱症患者躲得過這種羞恥，去看精神科醫生比去看泌尿科和婦產科還令人難以啟齒。在張進看來，病恥感是全社會的合謀。正因如此，他們不敢被親人發現，不敢被朋友發現，更不敢被社會發現。

這種擔憂並非空穴來風。抑鬱研究所創始人任可在確診憂鬱症後，父親的第一反應是憤怒的：「有妳這樣的女兒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恥辱。」我相信，很少有家長說出這樣的狠話時是發自肺腑的。但至親尚且如此，遑論悠悠眾口。

在一則青少年自殺新聞下有不少網友評論：「還不是他自己脆弱、玻璃心。」在一部分「正常人」眼裡，憂鬱症就是做作病，能引起關注、博取同情。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這些話不會讓裝憂鬱的人受到任何影響，卻讓那些真正被憂鬱困擾的人滑向深淵的更深處——憂鬱症患者本就有負罪感、貶低自我的特徵。

他們明明那麼需要求救，卻因對周遭輿論的恐懼而無法說出口；索性隱藏到底，不被另眼相待便好。

曝光，遠遠不是出路

但如今，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要把這些學生篩查出來，用例行的體檢方式。

這操作背後的初衷無疑是好的。要知道半年多以前，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還在試圖否認憂鬱症在中國的嚴重性。

當時，任可帶著《抑鬱研究所》的夥伴們查閱了無數文獻，做了幾萬人口的調查，最終發佈了《2019中國憂鬱症領域白皮書》。但很快，任可就接到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電話，稱沒有人允許他們使用9500萬患者這一資料，可能會引起恐慌，並責令其馬上刪掉該資料。

相互對照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如今推出憂鬱症防治方案的做法，意味著從國家層面上對憂鬱症群體的承認與接受，無疑是個好的開始。

但推行篩查之後呢？只通過1個量表就可以給青少年下定義嗎？

在對憂鬱症的診斷中，量表只是精神科醫生的一個參考，還要配合各項生理指標及心理、行為症狀來協同判斷。

更何況，量表本身便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同1份心理量表做過幾次的人一定發現，自己在不同的心境狀態下，量表的結果會存在很大差異；如果你願意，甚至可以操縱出一個完美的結果。

據一位高中心理老師介紹，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很多學生可能根本沒耐心看完問題描述就隨便填選，測試結果所呈現的資訊可信度實在受限。令青少年憂鬱症患者們更擔心的是，這個量表是否會讓自己的秘密無處遁形。

接受Aha影片採訪時，李雪琴講過一件對她打擊極大的事。大3時，她懷疑自己得了憂鬱症，去北大心理中心求助，結果心理中心的老師表示要把這件事告訴他們學院的老師。

「我就差跪在地上，痛哭著哀求，我這輩子沒有那麼求過人。我說我求你不要告訴我的學院老師，他說好，但最後還是告訴了我們的學院，這是我對北大最失望的（一次）。」

張進也因此十分關注《方案》中的另外一句：「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他在《渡過》微信公眾號中寫下了自己的擔憂：

「這『重點關注』是什麼？善良的人會認為，這是隱私保護、接納、關愛、撫慰、輔導、治療等措施。但現實是複雜的。我很擔心，會不會有部分學校給『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貼上無形的標籤，在團體活動、考試資格、成績統計等方面將他們打上記號；甚至，會不會出現把部分『重點關注』物件勸退、排除在校園外的極端情況？倘若如此，對這部分『重點關注』人群，將是極大的不公，很有可能給他們造成二次傷害。」

一個學生對這套評價體系十分冷漠：「類似的各種心理測評我在學校做過很多次，但每一次我都填得無比健康陽光。難道要我寫多次自殺未遂嗎？我可以保證不在學校自殺不牽連他人，學校可以保證不逼我轉學退學嗎？我可以保證不影響身邊朋友，他們可以保證不歧視鼓勵我嗎？」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對高中生做憂鬱症診斷要1年以上，非常謹慎的。標籤會毀了一個人的人生和家庭中的人」，沈烈敏提醒道。

更何況，如今醫療資源跟不上，就算篩查結果可靠，也根本無處落腳。

一方面，精神類疾病的診斷權和處方權牢牢握在醫生手裡。而在各類社群中，常能看到家長線上抱怨：懷疑孩子有憂鬱傾向，卻根本約不到精神科醫生的號；掛到號的，又說醫生只給自家孩子看了幾分鐘，根本看不仔細。

但這個問題，精神科醫生也無法解決。在一家三甲（三級甲等為中國醫院最高等級）精神專科醫院診室中出門診的林靜，從早上8點到午休前，可能已經接待了近30個患者，一坐就是4個小時，就連去個廁所都要跑著去、跑著回。這還只是半天，門診又只是她工作中的一項。

這樣的「沒時間」是常態。登記在冊的4萬名精神科醫生，與581萬嚴重精神障礙患者量級間巨大的懸殊已經令醫生疲於應對。再加上一些相對輕症呢？簡直無法設想。心理治療師更是寥寥無幾，全國有資質、有治療權的，也不過5000人。

而再向下的心理諮詢，則魚龍混雜。到現在都還有不少騙子，掛著心理諮詢的幌子，做著招搖撞騙的生意。對青少年來說，更容易接近的求助管道應該是國家要求學校聘請的心理老師。

不過很可惜的是，除了一線城市學校有專人專崗外，其他地區的學校都或多或少存在著陽奉陰違的情況。可能是其他學科的老師兼任，又或者是招聘的心理老師迫於無課可上的窘境轉任他科。

曾有華東師大心理系畢業生向我抱怨，她當年便是按心理老師職位入職家鄉一所高中的，但升學壓力之下，學校不想浪費多餘的課程時數開心理課，自己不得不轉而教政治；校長說要在校內準備一間心理諮詢室，3年過去了也沒見到影子，為此買的許多心理測量量表軟體，放在書架上已經積了厚厚的一層灰。「這跟我當年在上海實習時相差真的太遠了。」

擺在渴望求助的孩子面前，這一層一層的門實在太窄。

成長

正因如此，目前除了簡單心理、壹點靈等已經具備一定規模的互聯網心理諮詢平臺之外，張進的《渡過》、任可的《抑鬱研究所》、上海的鬱金香陽光會包括B站（bilibili）的自殺干預平臺等民間組織，都在努力成為醫療資源的補充。

經過第一期《渡過》親子營後，一個女孩的母親學會了撤退。

據《渡過》親子營聯合發起人、心理諮詢師鄒峰回憶，這個女孩表達活躍，但只要母親加入，她便一言不發。這位母親每天試圖用跑步、健身等各種方式強行調節自己的情緒，和顏悅色對待女兒，但女兒卻總是在反抗。

鄒峰建議，她應該在孩子的成長中進一步撤退。她想了很久，決定從讓出服藥權給女兒開始。當晚，女兒自己弄清楚了所有藥物，並終於願意在營地中參加活動，與同伴玩在一起。要知道在這之前3天的營地生活中，女孩根本不願走出房間一步。

這些參與其中的家長可能還是沒辦法很快實現讓孩子重回學校的理想，但他們的確看到孩子心態和行為在逐漸積極變化，也看到了自己從對憂鬱症幾乎一無所知，到現在學著同理，並試著改變對待孩子的方式，調整對孩子的期待。

而營地中的孩子們與同類作伴，相互取暖，也能讓他們暫時放下病恥感，重新感受興趣與力量。

「短期是治療、長期是成長、全程是療癒」，這是張進罹患憂鬱症後不斷對自己進行的探索，也希望帶這些孩子和家長共同體驗。這也是他發起《渡過》的初衷，陪伴憂鬱症患者們渡過這段艱難。

任可走出憂鬱的方式有點特別。窩在家裡的那段時間裡，她每天都要看看歷史、辯證唯物主義的書。「你會發現在這麼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人類的矛盾從來沒有變化，你能夠實現的只是微觀上的自由。那我要解決的不過是我主觀上的心境問題罷了，我就想各種辦法去減弱自己主觀的痛苦。」

可能覺得自己的經歷有點縹緲，任可談到這裡的時候笑了笑。「當然，每個人探索自己生活熱情的出口都是不一樣的，有的人需要宗教，有的人需要音樂，有的人用詩，有的人靠出家，有的人做公益，其實目的都是一樣的。」

因此無論《渡過》也好，《抑鬱研究所》也罷，他們提供的各類興趣社群、患者社群，無非是提供一個棲息地，一個陪伴場所、一種工具，幫助憂鬱症患者們用各種方式找回能量。

而作為旁觀者，即便你我始終無法理解他們的困苦，無法成為幫助別人走出黑暗的光，但也不要抱著惡意，變成擊穿他人內心的子彈、推他人墜落的手。

如果你想做什麼，做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幾位受訪者給出的答案是相同的——陪伴。我們無需過分的關注和關心，只需要盡力理解他，讓他知道我們一直在，不是同情、不是歧視、也不是一種居高臨下。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許夢、曉曉、齊佳敏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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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虎嗅網》授權轉載，原文：3000萬個中國孩子，為抑鬱所困

責任編輯：易佳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