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警案後續》醫：精障者不是治安破口，關鍵是社會準備好一起承擔了嗎？

4月30日，嘉義地方法院宣判殺警案兇嫌因思覺失調症無罪後，不只民眾在網路大罵「恐龍法官」，甚至「出征」精神鑑定醫師臉書；政府方面同樣傳出異音，總統蔡英文支持檢察官上訴，行政院長蘇貞昌等人也提出要檢討「不符社會大眾感情」的司法制度。

許多矛頭更指向，殺警案兇嫌被判處「5年監護處分」，也就是接受強制治療5年，究竟夠不夠？

但或許我們真正該問的問題是：就算強制治療5年、10年甚至20年，一旦患者出院了，然後呢？

五年監護處分，夠嗎？ 醫：社區量能不夠才是問題

首先，殺警案兇嫌被判處的「5年監護處分」，究竟是什麼？

簡言之，就是強制治療5年。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精神科主任李俊宏說明，現行制度下，各地地檢署有簽約處所，如醫院或社福機構。醫院收到公文後，會評估個案狀況，例如：智能障礙者無法經由治療改善，要請地檢署把病患送到社福機構而非醫院。

病患進入醫院後，會先到精神科急性病房治療1至3個月，確保狀況穩定，不會傷人或自傷，就可轉到慢性病房或稱復健病房。

在復健病房內，主要是幫助病患建立「病識感」，也就是讓病患意識到自己生病、對病況有認知，才會願意配合吃藥、治療。此外，也建立良好生活習慣，例如：學習刮鬍子、刷牙、洗澡。後期並會做工作訓練，準備回歸社區。

許多人接著好奇的是：精神病症都嚴重到殺人了，只治療5年有用嗎？

衛福部立桃園療養院社區精神科主治醫師姜學斌表示，研究統計，典型的思覺失調症患者，只要穩定接受治療，其實約有5成的人可以回歸職場，大約4成的人至少能回到家，幫忙做家事、帶小孩，進行有限度的人際往來，只有約1成的「難治型」患者，即使穩定服藥，治療效果依然不好，得長期待在養護機構、康復之家或慢性病房。

李俊宏補充，病患具備病識感後，對人生規劃會更符合現實。「有些患者讓我很感動，他一開始可能有犯罪者身份，但後來有病識感，很努力想站起來。」例如不怕髒、不怕苦，積極做少有人願意的工作，像是掃廁所、整理垃圾的清潔工，想為家庭、社會貢獻。

只是，真正的問題，是在病人離開醫療體系後。

「我們（精神醫療界）都說，真正的戰場，是病人出了院之後。」姜學斌表示。

一位接受醫院悉心治療，病況穩定的精障者，離開醫療體系後，假如本身跟家人關係不好、缺乏家庭支持、沒人盯著服藥、回診，同時社會資源也不足之下，病情很快會再惡化。

「只要照顧他的家人去世，或他沒再接受治療，兩、三個月就會再惡化了。」姜學斌表示。

但偏偏，目前台灣在醫院端以外，部署在社區內的精神醫療相關資源，遠遠不足。

根據立委王婉諭辦公室提供資料，心口司經費大多都投注在精神「醫療」端，每年有113億預算。然而，社區照護人口是醫療端的5倍，每年卻只有13億，預算僅是醫療端的1成。

再更直接的看，實際在第一線追蹤、照顧精神疾病患者的公衛護理師和社工師，根據李俊宏和姜學斌的經驗粗估，一個人少則要扛100多名個案，多則200多個，根本分身乏術，難以提供完整服務。

「很多個案失聯、拒訪，我們最擔心這群人……，但你（指公衛護理師）今天如果身上有200多個列管個案，當然只能先完成容易訪的，風險高的人，反而不容易被照顧到。」姜學斌直言，因此，近年也才成立社區關懷員角色，但光是好好照顧一個個案，整合衛政、社政、勞政與鄰里各種資源、往往就已分身乏術。

社區資源有限，「真正戰場是病人出院後」

李俊宏也坦言，目前雖然有居家醫療制度，但這是在病患本人或家屬因故無法到門診，提出申請，才會由醫師到府開藥診療、注射針劑。

甚至到宅治療，也常常是白忙一場。

「我某天要去誰家打針，請警察跟我去協助，但病人知道我們約好什麼時間，他半夜就跑了，你也抓不到。甚至常常遇到，請警察協助兩、三次後，警察說，可不可以不要再去了？因為去了之後，病患不開門，鎖也被換了，他就躲在裡面，我們只能在外面叫一叫、吼一吼，但做不了什麼。」姜學斌回憶自己進行到宅治療的經驗。

對此，長期關注衛福議題的前立委、醫師林靜儀指出，精障者最缺乏社區支持。因為精障者幾乎不能完全治癒，只能穩定狀況，是「馬拉松式治療」，如同一輩子的課題。

然而，精障者年紀越大越缺乏家庭支持，但出院後依然需要定時服藥，萬一急性發作，也要有人協助向醫院求援。因此，萬一精障者沒吃藥、回診，一時間也沒展現出自傷、傷人傾向，看不出是需要協助的人，就會成為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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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林靜儀提醒，精障者的社會支持系統不只醫療端要投入心力，社福、司法機構更要提供一臂之力，甚至，這社會的每個人都同樣有一份責任。

例如在立委任內，林靜儀就曾協助草屯療養院覓地，要蓋全日型的社區機構。找到地點後，遭到當地民眾極力反對、民代施壓，最後放棄。

林靜儀認為，與其事後處罰，不如事前矯正。例如衛福部草屯療養院於2006年成立「茄荖山莊」，收治服刑期滿的藥癮者，進行24小時社區型治療。除了專業心理治療，逐步培養生活技能、提供娛樂，也做家屬團體諮商，讓藥癮者在醫院與社會間有過渡期，做好充足準備才復歸社會。

對此，林靜儀強調，精障者的本質是病人，不是潛在犯罪者。不該把精障者視作社會安全網的「破口」，一味禁止他們復歸社會。社會大眾應一起思考，怎麼讓治療後的精障者能在社會中自立，接納多元的社會成員，而不是把他們視作治安風險，逐漸推離社會，日後反而要付出更高成本。

李俊宏認為，台灣社會現階段的當務之急是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以美國布魯克林心智法庭（mental health court）為例，成立超過20年，服務逾5千人，不但做犯罪裁判，更重視犯後矯治，是現今世界所趨。

李俊宏說明，只要疑似心理疾病犯罪者就會分配到心智法庭做專業裁判，由專門法官做有罪與否的裁判外，也會決定後端矯治措施。後端矯治團隊包括：精神科醫師、社工、觀護人、警政單位，囊括社政、衛政、警政及民間團體的力量，固定開會追蹤列管個案。

透過跨部會合作，衛政負責治療，結合社政支持系統，必要時請警政、司法系統強制介入，確保不「漏接」任何有需要的人。這樣一來，就不怕病患一出院就失聯，是台灣可參考的方向。

一個判決，從來不該是結束，而是更多思考與改變的開始。

核稿編輯：吳中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