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文史貝西：「我可能有性騷擾，以及我是同志！」輕描淡寫的道歉、出櫃，害同志躺著也中槍

10月，《紐約時報》揭露電影大亨哈維·韋恩斯坦性騷擾與性侵犯行，女星出面指認，表態自己也曾受害。蕾雅·瑟杜說得明白，「在好萊塢，只要你是女生，你就必須隨時處於備戰狀態。」社群媒體接著湧現海量 #METOO 標籤，是的，我也是，我們也是，我們曾經被性騷擾，現在我們要說出來。

#METOO，受害者有不同面孔、年齡、情境與性別，唯一不同的是性別暴力，始終是歧視與權力交織的產物，從不僅只座落單一性別。

近日，以《紙牌屋》走紅的奧斯卡影帝凱文史貝西遭指控於30多年前性騷擾男童。男童長到今日，已成46歲的美國演員，那一晚卻還記得清楚，他受邀參加派對，卻被凱文史貝西抱上床，他奮力掙脫，日夜做惡夢。那年男童14歲，直到今日看到凱文史貝西，依然胃痛翻攪。

事件未停，截至目前，已有超過十多人出面指控凱文史貝西，具名或匿名表態，自己也曾遭受不等程度的性騷擾，《紙牌屋》發行公司 Netflix 做出聲明：「只要凱文史貝西參演，Netflix 就不會參與任何《紙牌屋》的進一步製作。」

壓垮好萊塢的最後一根性別稻草——人們早該醒醒，看看這歪曲的權力結構，從不只發生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不均等的入圍比例。

「我可能有性騷擾，以及我是同志」有什麼問題？

消息爆出，凱文史貝西發表聲明，道歉並出櫃，「我尊敬 Anthony Rapp 這個演員，聽到他的故事我萬分震驚。我很抱歉自己不記得三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但如果我確實曾做出如他所描述的事，有不恰當的酒後行為，我欠他一次誠摯道歉。」

「這個故事也鼓勵我談一談自己的人生，我選擇出櫃成為同志。我希望從檢視自己的行為開始，誠實與公開地面對。」

凱文史貝西道歉，輕描淡寫，帶著兒童性侵的嫌疑色彩，同時出櫃，讓人看了五味雜陳，這究竟是一則道歉啟事還是出櫃宣言？

認真看，當性騷擾與違反意願的性邀請，被視為酒後難以克制的不當行為；當性騷擾堆疊時間，就能推託年代久遠不可記憶，無疑都是草率的卸責；而當同志與性侵騷擾同時並陳，也做了錯誤歸因與指涉，反同陣營長年以「同志戀者更有可能孌童」攻擊同志族群，此舉對同志形象會不會又是另一中傷？

性騷擾、性獵捕、權勢性侵，不分性別與性傾向

《Vox》報導，凱文史貝西性騷擾史可追溯 30 年，10 餘位受害者指認，凱文史貝西偏好對年輕男性下手，並巧妙運用自身成功地位與環境權力優勢，上下其手，其中有獵捕意味，他樂在其中。

凱文史貝西實則無異於哈維·韋恩斯坦，權勢性侵與性騷擾手腕近似，坐居高位，權力在手，他打從心裡知道自己能夠，也清楚明白，環境有內建壓力，幾個受害者真有本事說出口又能保全自己？

又或許有人要反駁，男同志社群的互動方式本就不同，有更多肢體與性探索來確認雙方意願，不可一蓋而論，加諸「性騷擾」控訴，是否少了性戲耍的遊走空間，是否只能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我們更該進一步設想，事實上，每個族群，再至每個個人，偏好的互動方式本就不同，真正重要的是個人與個人的互動之間，是否有獲得對方積極的性同意權？是否有違反意願的踰矩行為出現？是否濫用了自身資源與權力條件？

性騷擾、性獵捕、權勢性侵，這類性別暴力行為發生的根本原因，多數是權力展演，而非渴望建立親密關係。

又或許在男性總與性有高度連結的想像前提下，男同志族群的性騷擾現象更是另一個急需注意的問題——男同志是否擁有不舒服得以說出口的空間，而不至於被調侃，被嘲弄，被視為小題大作？

這點性騷擾防治運動已經努力許久，不該再次回到「被摸一下不會少一塊肉」的老路，不分性別，不分性傾向。

語言決定思考，我們需要更多受害者的發聲渠道與語言

今年性別暴力事件許多，七月，Linkin Park 主唱自殺，許多原因交錯，其中一點是他曾分享過，自己從七歲開始，曾被信任的長輩長達六年性侵。讓他最痛苦的是說不出口，沒有適切的場合，沒有熟知的語言，沒有能夠肯定會相信自己的人。

受害者沒有適切的語言，描述傷害，尤其在亞洲教育體系，關於性談論得已經少，遑論性別暴力，我們僅有單薄的「懂得保護自己」、「不要深夜出門」，語言決定了思考，我們內建了咎責自己的心理，而沒有足夠的環境認知與抵抗策略。

對性別暴力一知半解，再進入到性別暴力的場景時，當然手足無措，當事人還在理解，他這麼做究竟是什麼意思？我的不舒服到底能不能說？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

防治性別暴力之路，除了停止咎責受害者，與行為人再溝通之外，教育的積極參與也很重要，比如，積極搭建讓受害者發聲的舒服渠道、尋覓受害者的發聲語言、建置對性別暴力有譴責共識的集體環境，之於當代社會，都有我們能夠努力的餘地。

尋覓受害者的發生語言尤其，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現身說法的方法與嘗試。現今受害者發聲，常只能有一種萬般勇敢或楚楚可憐的姿態，受害者成為一個固定的位置，而未能體現其中受害的多元性與狀況，透過不同受害者的現身，透過語言的尋覓與探究，憤怒地、難受地、釋懷地、毫無芥蒂地，我們可以拓寬受害者的樣態，給予一個說出口，而不擔心被批判的可能。

如此，受害者發聲才不會永遠只有一種姿態，如此，是為了不再有更多受害者，如此，更是為了不要再有下一個視性別暴力為理所當然的哈維·韋恩斯坦與凱文史貝西。

後記：一個更性別正義的世界

寫這篇性別觀察的同時，我同樣做著全球性別影響大賞。策劃時，我一直在想，什麼是性別影響力？性別影響能改變這個世界什麼？

越是計劃，我心裡越有清晰的答案——性別影響，替年年樹立技展的里程碑，是為了讓我們能夠活在一個更性別正義的世界，是為了讓每個人都擁有更多成為自己的權利。

比如說，是二十世紀初，那一次次主張女性該有選舉權的上街，讓我們今日順理成章擁有張能政治表態的選票，我們才得以討論國會內閣的性別比重是否偏斜；是 1960 年代，避孕藥問世，讓女性握有更多身體自主權的資格，我們今日才得以進展到墮胎討論；是 2001 年，荷蘭率先通過同性婚姻，我們有了先聲榜樣，持續朝更好的法律保障邁進。

時至今年，我們也有我們的奮鬥，在台灣的，在國際的，我們也正在創造性別的歷史，有性別權益推進，也有性別暴力發生，影響力就發生在日常實踐與反抗裡頭，我希望邀請你也一起，加入性別討論，不再害怕一個更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