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死的真實經驗》荷蘭爸爸：那一年聖誕節，舅公吞下醫生給的藥，在最愛他的人面前，離開了世界！

幾年前的冬天，我去探訪外婆，照例煮了壺熱咖啡，準備一些點心，正打算閒話家常，外婆沈重的宣布一件家族大事。

外婆說：「我弟弟身體最近很不好，他前幾天打電話跟我說『姊姊，我不知道你的信仰是否支持我即將要做的事，但是我身體實在不行了，我已決定要跟這個世界道別，今年是我最後一次慶祝聖誕節，好好地跟全家一起過節，就可以了無遺憾的離開了』」。

正當我們還在驚訝，不知如何回應時，外婆嘆了一口氣說：「我也90歲了，以我弟弟身體的狀況，我可以理解他的決定。」

我的舅公八十幾歲了，肺部的功能嚴重退化，必須靠呼吸器才能呼吸到足夠的空氣，因為如此，他隨時都很喘，生活品質非常糟，而且已經沒有治療的可能性，他知道到了最後，會因為肺功能喪失，窒息過世。

外婆喝一了口咖啡繼續說：「除了疾病的折磨外，你舅公怕在沒有人可以幫忙的情況，忽然窒息，以極為痛苦的方式離開人世。」

「可是，舅公做了這樣的決定，應該會讓全家的聖誕節過得很難過吧？大家一定會忍不住想到，這是和舅公一起的最後一餐了。」我問我外婆。

外婆點點頭說：「也許吧，但是舅公的病無法治療，孩子跟孫子應該也都有心理準備了。」

那一年的聖誕節過了，舅公就進行了安樂死。他與這一輩子所有愛他的人在一起，在醫生把藥給他後，舅公便在自己的意志選擇下，安詳地離開這個世界。

或許大多數的台灣人無法理解我舅公的決定，我在台灣的這些年，社會上對於安樂死的討論不多。媒體上針對病人對臨終醫療決定權的討論，大多侷限於不孝子女為了領父母的退休金，不同意醫院拔管的新聞，卻少談到為什麼「安樂死」。

最近社會上開始關注安樂死，是因為有公眾人物因為承受不了病痛折磨，寫信請求總統推動安樂死法案。但是，媒體通常不會從倫理學的角度，討論支持和反對安樂死法案的理由，或是討論在何種情況可以執行安樂死？以及誰可以決定一個人可不可以安樂死等的核心議題。

台灣人不太喜歡討論「死亡」，覺得像烏鴉嘴，更不用說要面對自己生命的終點。但是對大多數的荷蘭人而言，生命有起點也有終點，死亡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早晚都要面對，「安樂死」就是規劃自己生命終點的選項之一。

當然，荷蘭也不是隨便就可以申請安樂死的。荷蘭在2001年通過安樂死的法案，法律規定每個人在某些條件下，可以請求醫生協助安樂死，醫生必須判斷病人是在清醒的意識，以及未受到他人影響情況下做決定；而且也不是什麼疾病都符合申請安樂死，病人所承受的痛苦須達到一定標準，且沒有減緩或治癒可能，而病人在跟醫生討論後，雙方均認為疾病沒有痊癒的機會。在病患的主治醫師確認符合條件過後，還必須由第二個醫生獨立審查病人的案子，同時做出符合安樂死的判斷，才能執行這項決定。

在如此複雜又慎重的審查下，每一年大概有五千到六千的安樂死案例（荷蘭一年大概有14萬人過世），其中3/4的案例是病患已經癌症末期，沒有治療的可能性，而且患者因為癌症承受巨大的疼痛。

3/4的荷蘭人支持安樂死，認為安樂死可以讓病人選擇安寧且有尊嚴地離開，甚至有不少人想要鬆綁安樂死的規定。例如，法律規定，只有在病人清醒的時候可以決定安樂死，所以得了阿茲海默症的病人因為醫生無法確定本人是否完全清醒，而被排除在安樂死的條件之外，許多人認為這是不合理的規定。

有更基進一點的論述，認為唯有享有決定自己何時在安寧且有尊嚴的情況下離開，是作為人的基本權利，支持這種看法的人認為就算身體沒有病痛，仍應享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他們主張法案應該要更加鬆綁。

雖然有各種討論聲浪，不過荷蘭最大政黨是以基督教義為核心的政黨，所以在未來五到十年內，應該不至於大幅的鬆綁或是普遍化安樂死；但是，對於因為生病而漸漸走向生命盡頭的病患來說，起碼他們多了一項自主的選擇。台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