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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 | 教育趨勢

就是誤人子弟!台中的小學老師罰學生抄髒話一百遍...到底教了孩子什麼?

撰文者:朱宥勳
戰神系作家時事導讀 2015.12.07 9,810

我常覺得,台灣有某些教師日常的教學行為,實在有辱專業,應當直接吊銷證照、永不錄用的。那個因為學生罵髒話,就叫學生罰抄髒話一百遍的老師,就是其中一例。

在教育過程中,我們會盡可能避免任何形式的「處罰」,因為無論如何謹慎,你都很難掌控處罰會對學生造成什麼影響。「處罰」的基本概念是「使他不舒服」,是心理學上的行為主義。如果學生做了我們想看的,我們就給他獎勵,強化他的行為;如果學生做了我們不想看的事情,我們就剝奪他的享樂或對他加諸懲罰,讓他為了避罰而更改行為。

而這裡有一個問題:為什麼教師能夠處罰到學生?並不是因為教師比較有知識、比較有道德,這兩個東西不會賦予你「可以成功逼他去跑操場」的力量。你能夠這麼做,是因為你比較有權力,背後有一個社會機制賦予你力量。而這東西,學生都感覺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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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一次處罰,都是冒著「教學生服從權力,而不是服從道理」的風險。學生可能會越罰越不知事理,而不是越罰越懂事。這也是為什麼,那種從小被師長狠揍長大的學生,往往越「頑劣」的緣故。

學會使用權力,比學會講道理、遵循道理簡單多了。你有權力時怎麼對他,他有權力時就會怎麼對待別人。

所以,如果真的非使用處罰不可,好的老師會盡可能多設計一點,讓處罰有著「使他不舒服」以外的意義,不然實在太不划算了。比如說,當學生上課不守秩序,罰寫第三課生字十遍,至少可以讓學生藉機練習字體的寫法。體育課時學生拿球亂丟同學,罰你定點投籃三十次,至少可以同樣達到熟習技能的目的。

所有的處罰,都必須考慮「執行這個動作的附加效果」。一個良好的處罰方案,是沒有不良的附加效果,並且最好可以有助學習的。這也是為什麼純粹的體罰(比如打手心之類的)應該被禁止的原因,因為它的附加效果太糟了,是「暴力可以解決問題」。

回過頭來,台中那位讓學生罰寫髒話的賴姓教師,完全就是誤人子弟的最佳代表。根據他的說法,班上的班規是「講不好的話就罰寫是該班班規」,這句陳述本身沒問題,但為什麼是罰寫「那句不好的話」呢?那些字又未必符合現在的教學目標,隨便從國語課本或社會課本截一段下來,都還有更好的附加效果。

而如果這條班規的邏輯,是「講什麼話就罰寫什麼」,這就更愚蠢了。你要罰他,是希望他不要再講出那句話;但你的解決方案竟然逼迫他罰寫一百次,寫到不會背也會背了。即使是最古板的行為主義信奉者,看了也會哭笑不得吧,你到底是要矯正他的行為還是強化他的行為?

教師的一言一動,對整班的學生都有很大的影響力,多少人的一輩子就在教師的一念之間。如果連這點起碼的謹慎和知識都沒有,真的不要繼續站在那裡,惡搞他人的人生了吧。

專欄簡介_戰神系作家時事導讀

朱宥勳,1988年生,清大台灣文學所碩士。現專職寫作。

從小就是乖學生,並且以教師辦公室為遊樂場。待過私立學校也待過明星學校,擔任教育工作者時,站過學生成績PR值99到PR值沒有底限的各種學校講台。從一個好學生,變成一個越來越不信任台灣教育體系的教育工作者。

我們總是說教育能夠使階級流動,但實際上是鞏固階級。能夠站上講台、搖筆為文的我們,都是穿過這張殘酷篩網的倖存者。

台灣的教育體制,本身就是參與一套血淚斑斑的共犯結構。我們傷害過的、排除掉的、無能為力的每一個學生,都是蹉跎他人好幾年生命、甚至一輩子的一支大過。教育提供的希望和機會是必要的,但卻只分給那麼一點點人。能不能再把網格撐大一些?

改革總是來得太慢,寫在這個專欄裡的諍言,是我做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一筆一畫寫落的銷過日記。提醒自己永遠記得那些來不及挽救的、正在發生的、將要毀壞的⋯⋯然後試著多守住一些尚未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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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 學生 髒話 小學老師 老師和學生
戰神系作家時事導讀
朱宥勳

朱宥勳,1988年生,清大台灣文學所碩士。現專職寫作。

從小就是乖學生,並且以教師辦公室為遊樂場。待過私立學校也待過明星學校,擔任教育工作者時,站過學生成績PR值99到PR值沒有底限的各種學校講台。從一個好學生,變成一個越來越不信任台灣教育體系的教育工作者。

我們總是說教育能夠使階級流動,但實際上是鞏固階級。能夠站上講台、搖筆為文的我們,都是穿過這張殘酷篩網的倖存者。

台灣的教育體制,本身就是參與一套血淚斑斑的共犯結構。我們傷害過的、排除掉的、無能為力的每一個學生,都是蹉跎他人好幾年生命、甚至一輩子的一支大過。教育提供的希望和機會是必要的,但卻只分給那麼一點點人。能不能再把網格撐大一些?

改革總是來得太慢,寫在這個專欄裡的諍言,是我做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一筆一畫寫落的銷過日記。提醒自己永遠記得那些來不及挽救的、正在發生的、將要毀壞的?然後試著多守住一些尚未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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