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臉陳安儀！誰說「適度體罰」沒關係？

教養專家陳安儀寫了一篇文章〈小孩該打？還是不打？〉，認為不打不罵太理想化，她提出分齡處罰、適度體罰，超理性。我歸納一下她的「適度體罰」論點為：

我體罰你不是我情緒失控，是我理性計算下的作法。我分齡處罰，三歲以下不打，進入青春期不打，五到八歲才打。我很細緻，顧及你的面子，不會在公開場合下手。我很精準，「不小心打翻東西、掉東西、漏功課、考壞」等小事不打，涉及態度問題才出手，像是「已經說過很多次的累犯、對人態度惡劣、說謊、明知故犯等」。

可是，再怎麼細緻地體罰，仍掩蓋不了威權的本質，遇到事情無法解決時，大人不思考如何以理服人，而是以力服人，這也掩蓋了引發體罰的事件本身，也沒有真正面對小孩的狀態，更沒有真正協助小孩面對他自己的課題。

說到威權，好像為了建立尊重小孩的親子關係，大人不但要放棄體罰，連所有管教方法都要棄守一樣。於是開始擔心，大人如果不能要求、強迫小孩做（或不做）什麼，這麼一來是不是就等於放任了。

不體罰，不代表大人什麼事情都做不了。親子關係本來就不對等，大人和小孩從來就不是平等的，不論是體能、知識，或是涵養上，都是不對等的。遇到小孩很惱人的行為問題時，不體罰，只是處理事情的開端罷了。

施行體罰，是大人把自己的格局做小了，也讓小孩學會用（精緻的）暴力來解決事情。

可是可是，不體罰，到底要怎麼面對跟處理小孩的諸多問題呢？這個惱人的問題，陳安儀不討論，因為她把精力都放在適度體罰的注意事項上了。

不過我好奇的，倒不是陳安儀主張適度體罰，而是她那種強調理性、精緻的體罰，如此地平順、毫無阻礙地就滑入體罰模式，這中間難道都沒有一些情緒轉折？她都不曾覺得大人自己的想法、價值觀曾被（小孩的行為或回話）撼動到嗎？

我和共學團的媽媽diane聊到陳安儀的文章，她的看法很有意思：

「就算用再華麗的詞彙、再理性的條列與分類去包裝與修飾文字，打人就是打人，別說的如此高尚。我覺得只要是人都會有情緒失控的時候，也會有用錯方法說錯話的時候，就像我們會希望孩子能從錯誤中學習一樣，父母不犯錯、不跟孩子起衝突，又怎麼能找到親子相處的平衡點呢？重要的不是情緒失控跟衝突，而是事後如何處理跟面對，那才是真正的難題。

然而大部分家長都選擇逃避這一塊。這應該也是為何市面上一些教養書籍能夠大賣特賣吧。大家在束手無策的時候選擇的是忽略自己的想法、省去自我的檢視，只想尋求『快速、有效』的方式，如果書上教的方法無效，那也是作者的問題，不是自己的錯！」

我認為家長會採用體罰，其實是有種不得已，是別無他法下的方法。家長會苦惱，會心疼，會有點無奈的心情，這種種趨近體罰的臨界點的心情，其實才應該大寫特寫，而不是那些如何體罰的注意事項。

不體罰，不是高喊的理想口號，而是在種種惱人的臨界點上，真實地活在那個當下，掙扎地騰出內心的餘裕，努力地找出新的回應方法。

和小孩互動的所有方法，都是在這些惱人的時刻長出來的。忍住，不體罰，是為了整理大人自己的心情，是為了讓大人如實看到小孩的模樣，這樣才有機會協助小孩辨識他自己的心情，協助小孩長出處理事情的能力。

關於體罰的臨界點思考，讓我想到《夏潮》雜誌上的兩篇基層教師的投書。

《夏潮》雜誌是一份老雜誌，1976年創刊，1979 年倒店，創辦與編輯者包括蘇慶黎、陳映真等人。這本雜誌可以歸類在黨外雜誌的脈絡，不過夏潮雜誌不只是反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還帶入一股關注在地社會、台灣歷史、國際局勢演變的視野，總的來說可稱為左派觀點。

蘇慶黎的父親叫蘇新，成長於日本時代，在日留學時參加共產黨，回台灣後當過記者、伐木工人、工人運動組織者。

蘇新經歷過二二八事件，他寫了《憤怒的臺灣》一書，記錄這個事件始末。國民黨來台後，蘇新離開台灣前往紅色中國，1981年死在北京。1990年時報出版了《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

蘇新到中國，可是他的女兒蘇慶黎在台灣長大，與父親分隔兩地。蘇慶黎長大後也懷抱左翼思想，關注勞工、農民的處境，參與黨外運動，成立工黨、勞動黨，並創辦了《夏潮》雜誌。

我在一篇文章曾提到：「親子互動可說是基層民主的最佳實踐場域，時時刻刻、分分秒秒，檢視大人自己的心情與框架，遇事如何避免心急，心焦如何自處，每天都有練習題可做。」

「大人自己的心情與框架」，指的是成人平時怎麼料理自己的狀態？懷抱什麼樣的世界觀？比如說，意見不同時怎麼辦？脾氣上來時怎麼辦？「威權」是什麼？「民主」怎麼做？

我認為體罰問題從來就不只是「小孩不聽話」那麼簡單的事，體罰還涉及到親子關係、大人如何看待威權、如何看待社會的樣貌。簡單講，就是大人的世界觀，決定了怎麼看待體罰。所以我很好奇，強調左翼、關注社會脈絡的思想，會怎麼看待體罰問題？懷抱左翼觀點的《夏潮》雜誌，會怎麼看體罰？我去圖書館翻閱《夏潮》雜誌，還真的被我找到有關體罰的文章，共有兩篇，都是基層教師的投書。

第一篇是小學教師徐麗美的〈小學教師手記〉，他沒有從夾槓的學術分析談起，也不是從問卷調查談起，而是從他任教的班上一位學生偷竊這件事談起，他看見學生家庭背景的社會脈絡，從雲林的鄉下轉來，已六年級但連三年級的程度都不到，父母靠苦力出身，開口就是請老師儘管打。這位徐老師對體罰的思考是：

「我知道對這種環境，這種背景出來的小孩子，「打」真的是不會出「問題」的，他的家長不會也不懂去「告」老師的。可能打傷了，家長還會來跟老師陪不是呢！但我真的能儘管打嗎？…「打」了他，下一個難題是：我該怎麼辦？重要的恐怕還在他要求的是一種較好的待遇，但是誰能改善他的生活環境呢？他能夠找到堅定的意志，抗拒社會的惡環境挑戰而不懈嗎？」

徐老師試著找資源解決此困境，但是他看見教育、理想與現實的拉扯，看見校長鄉愿的治校風格，看見師專的表面化教育，看見同事的「現實」觀點。由此他反省著教育的目的：

「一個受了六年國民教育的兒童，他無法用口隨心所欲地表達意思，不能提筆寫一封報告事情的信，不能想出解決生活問題的程序與辦法。我們給予的教育是模糊不清的，最好的學生，充其量只不過是會考試的兒童而已，這有什麼用？對社會是有用？是浪費？」

第二篇文章是教師鄭端容寫的〈放下「刑鞭」立地成「師」〉，他從嚴重的體罰案例（打耳光致死、擲教鞭射入學生眼中）談起，整篇文章以「體罰的臨界點」為核心，試圖以同理心來理解老師，認為「教師體罰學生大多由於怒氣難遏，缺乏運用其他方法的耐心，除了體罰別無他術」，並試著用教育理想來激勵教師，說明體罰的無效。其次，想要體罰時，「看著浮現在孩子眼中的恐懼和無助」，或許能避免使用體罰。最最下策，作者搬出「保身」的建議，舉兩個教師體罰後被家長告的案例，警惕老師別輕易使用體罰。

夏潮雜誌的這兩篇文章，呈現出基層教師真實的拉扯，看見了學生出身的社會脈絡，以及教師在體罰的臨界點的掙扎。這兩篇文章跟陳安儀那篇文章的談法有天壤之別。這兩位老師，反省自身的價值觀，看見學生的出身環境，也深入挖掘成人在逼近體罰的臨界點時的心情掙扎。

而陳安儀的文章，則略去不談成人自己的價值觀、社會脈絡，彷彿所有問題都只是小孩的問題，諸如「已經說過很多次的累犯、對人態度惡劣、說謊、明知故犯」。她沒有深入去了解小孩種種行為背後的心情與狀態，沒有整理大人自己的心情與價值觀，就只是「理性」地研擬出種種適度體罰的注意事項。這樣的教育觀點，真的是為小孩著想嗎？

我承認我沒有辦法像陳安儀那樣，用適度體罰的「理性」來面對這一切。我承認我會有情緒起伏，我會有很生氣、無奈、沮喪的時候，甚至也會有被情緒淹沒而失去理智的時候。

可是我知道，不體罰，不代表放任。不體罰，不代表大人沒有快抓狂的時刻。不體罰，只是不想說一套做一套，當台灣社會走向民主化，高喊民主政治時，回頭對待小孩卻用威權的方式（而不自知）。

當然，不體罰之後，要怎麼帶小孩，著實是很苦惱的事情啊！所以我一直認為，心情的臨界點，才是問題的開端，才是方法萌芽的時刻。只是我們很容易稍一不慎，就走回頭路，甚至把心思花在體罰的注意事項上，就像陳安儀所寫的文章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