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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 | 教育趨勢

「老師怎麼能有上下班時間!」台灣人,別再以尊師為名,行奴役之實

撰文者:朱宥勳
戰神系作家時事導讀 2015.09.07 49,895
圖片來源:dreamstime

最近有兩則新聞,剛好呈現了台灣人對「教師」這個職業的錯亂態度。首先是東吳大學法商學院的新生入學典禮,讓新生循中國拜師古制,捧「六禮」跪拜教授們。第二件則發生在八月中旬,宜蘭縣教師工會與縣府達成協商,明定教師的工作時數。

台灣到底是不是一個「尊師重道」的社會?這其實是個有點難回答的問題。一方面來說,台灣有著很長的漢文化傳統,過去一世紀以來的日治時代和國民政府時期,也都為了塑造有利於政府的意識形態而刻意加強這種社會氛圍。高中國文課本往往在高一就選錄韓愈的〈師說〉,一代代的中學生都要讀這篇據說是在討論「師道」的文章,但文章所回應的思想脈絡到了現代社會是否還適用,則很少人注意到。

這種盲目「尊師」的習尚,就具體化為東吳大學的「跪拜」儀式上。姑且不論「以學生為學習主體」這麼進步的教育理論,只要受過起碼的現代高等教育,都應該能看出這種儀式的封建性格。現代教育的基本精神是批判、質疑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師在其中的角色是引導者,被學生挑戰不但是份內之事,更應該歡迎學生挑戰自己。這一「跪」下去,強化的是師尊生卑的上下關係、而不是平等論學,從教育的觀點來說是很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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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來說,台灣教師的勞動條件卻一直有著十分詭異的壓榨結構。國民政府的體制確實給予教師某些優待(再一次:因為教師是鞏固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重要團體),例如假期和退休金待遇;卻也同時利用了「教師不是正常職業」的模糊性來壓榨教師,刻意不釐清許多基本的問題,留下教育體系濫用勞動力的空間。比如說,教師的工作到底是責任制還是工時制?若是責任制,在沒課或學生放學之後是否就應該可以下班?(如小學教師半天課的下午)若是工時制,則明確的上下班界線在哪?超過界線之後為何不能適用加班的情形處理?(如早自習、導護時間)

宜蘭縣教師工會的協約,就只是透過協商的方式,將上述的模糊空間固定下來。他們「談」出來的條件,全部都在教育部規定的範圍內,並沒有多爭取任何「福利」。但竟然引起家長團體的輪番抨擊,連高雄市教育局長范巽綠也都有「老師怎麼可能有上下班時間」這樣的離譜發言。

這兩個案例讓我們看到了奇怪的矛盾:在東吳大學的例子裡,我們看到台灣人寧可罔顧教育專業和學生權益也要「尊師」;但在宜蘭縣教師工會的例子裡,我們卻看到台灣人寧可違背契約精神也要壓榨教師的勞力。

根本的問題在於,台灣人想像中的「尊師」是一種詭異的交換:我給你特權、你就要被我剝削勞力。然而這種交換並不會達成「公平」,反而是雙倍的不合理,給出的特權和尊重超過了教師這個職業所應得的,要求的勞動條件也低於一個普通人所應該承受的,而這一切的加總又掩蓋了別的問題:

為什麼會有過度「尊師」的風氣?那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基本上還有封建思想的遺緒,不明白「重道」才是更高的價值。

為什麼會給予教師過高的福利和特權?那是因為台灣還沒有真正擺脫戒嚴體制,政府仍然意圖抓牢教育的話語權。

為什麼家長會傾向壓榨教師的工時?那是因為家長本身就活在工時過長的社會,無暇照顧孩子。

為什麼一樁完全合法的勞動協商會被抨擊?那是因為台灣人對自己的勞動權益過於輕忽,多數人都站在資方的立場過勞方的生活。

為什麼教育政策體系不願意明定教師的勞動條件?那是因為台灣的政府體系仍然不夠重視法治。

⋯⋯上述的每一個問題,都不在「教師」這個職業本身,只是在「教師」這個點上糾結、引爆。而當我們一直把爭議停留在「應當如何對待教師」這個層面上時,就會忽略掉背後更複雜的問題。現代社會是環環相扣的體系,因此教育的問題不可能只在教育的場域內解決,而需要各個領域的同時改革。反過來說,解決教育上的問題,也可以是解決其他問題的起點。比如說,要求教師工時的正常化,同時也就是在要求其他行業的工時也要正常化。改革應該是往更好的標準看齊,而不是去適應比較差的標準。而教師也不該眷戀於過往的特權地位,放掉了不正當的好處,才有正當性去要求更多應得的待遇。

把「教師」神化,認為教師就是應該犧牲一切並且得到過量的尊重,這是非常不健康的。讓過往那種畸形的「尊師」風氣消失,換得一個切切實實承認「教師就是職業之一,既不高大也不卑微」的正常環境,或許正是讓改革台灣扭曲的教育體系的必要條件。

專欄簡介_戰神系作家時事導讀

朱宥勳,1988年生,清大台灣文學所碩士。現專職寫作。

從小就是乖學生,並且以教師辦公室為遊樂場。待過私立學校也待過明星學校,擔任教育工作者時,站過學生成績PR值99到PR值沒有底限的各種學校講台。從一個好學生,變成一個越來越不信任台灣教育體系的教育工作者。

我們總是說教育能夠使階級流動,但實際上是鞏固階級。能夠站上講台、搖筆為文的我們,都是穿過這張殘酷篩網的倖存者。

台灣的教育體制,本身就是參與一套血淚斑斑的共犯結構。我們傷害過的、排除掉的、無能為力的每一個學生,都是蹉跎他人好幾年生命、甚至一輩子的一支大過。教育提供的希望和機會是必要的,但卻只分給那麼一點點人。能不能再把網格撐大一些?

改革總是來得太慢,寫在這個專欄裡的諍言,是我做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一筆一畫寫落的銷過日記。提醒自己永遠記得那些來不及挽救的、正在發生的、將要毀壞的⋯⋯然後試著多守住一些尚未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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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神系作家時事導讀
朱宥勳

朱宥勳,1988年生,清大台灣文學所碩士。現專職寫作。

從小就是乖學生,並且以教師辦公室為遊樂場。待過私立學校也待過明星學校,擔任教育工作者時,站過學生成績PR值99到PR值沒有底限的各種學校講台。從一個好學生,變成一個越來越不信任台灣教育體系的教育工作者。

我們總是說教育能夠使階級流動,但實際上是鞏固階級。能夠站上講台、搖筆為文的我們,都是穿過這張殘酷篩網的倖存者。

台灣的教育體制,本身就是參與一套血淚斑斑的共犯結構。我們傷害過的、排除掉的、無能為力的每一個學生,都是蹉跎他人好幾年生命、甚至一輩子的一支大過。教育提供的希望和機會是必要的,但卻只分給那麼一點點人。能不能再把網格撐大一些?

改革總是來得太慢,寫在這個專欄裡的諍言,是我做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一筆一畫寫落的銷過日記。提醒自己永遠記得那些來不及挽救的、正在發生的、將要毀壞的?然後試著多守住一些尚未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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