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醫生一點一點的把死去的胎兒刮出來…」台灣史上最大工殤案，一個勞工的血淚告白

娟姊的葬禮辦在台北殯儀館。紅色的地毯旁擺著兩列蘭花，四周掛著白色的紗幕，走到底是開展的花座，娟姊的遺像置中。相片裡她的頭額敞亮，細白的頭髮往兩側向上梳，俐落地收在耳後，戴著金屬框眼鏡的眼睛給人一種精明的印象，右半側的臉微微透著笑意。教會的教友為她唱頌詩歌，花壇的上頭寫著：蒙主寵召。娟姊自小篤信基督，病時床邊總會擺本聖經。

自救會的姊妹在座位上垂首，有人靜靜的拭著淚。眾人走到未闔上的棺木面前，看了娟姊最後一眼。

那天天氣挺好，是平靜的四月天。

貧困年代

1949年，國民政府在大陸地區節節敗退，大批軍民先後的撤離──梁素娟的父母也在那烏壓壓的行伍裡，跟著軍隊從四川走到了上海，再從上海渡來了台灣。他們住進台灣北部一個多風的眷村。連年的戰亂，家是跟著人走的，走到哪，哪裡就是家。暫時安定，孩子們陸續一個個出生，連生了兩個男孩以後，很快地梁素娟也將要出世。

「那時候剛起步，真的是怎麼講，每一家都窮，真的每一家都很窮。」梁素娟回憶說。

兩岸政治局勢未定，政府仍高喊著反攻的口號，一個缺乏在地網絡連結與政經資本的士官要落地生根談何容易；素娟的母親不識字，無法出外工作，生計上的重擔全落在父親身上。孩子們為減輕父親的負擔，從小就做家庭代工：布鞋的鞋底、做繡花、剝毛豆、剝蠶豆、聖誕節的裝飾燈泡……。

梁素娟的大哥和二哥從學校畢業後，陸續進了軍校，她在高中畢業後也和交往有年的軍人男友結了婚，生下一個女兒。不過這段婚姻維持得並不長久，因為婆媳間的矛盾，幾年後兩人便離了婚，女兒跟了前夫。

梁素娟回娘家後，家裡的饅頭店被房東收回經營，家境漸漸陷入困境，她得再出外找份工作以維持家計。當時新竹的鄉下仍是農業社會，像梁素娟這樣的眷村女孩能選擇的工作並不多，除了紡織廠，大概就是電子工廠。紡織廠薪水相對優渥，但工作時需要站立走動，一站就是8個小時，甚至經常加班。而美商RCA電子工廠不但有椅子坐，還設有冷氣空調系統，制度和福利也比外頭完整，自然成為女孩們的優先選擇。

RCA公司規定，新進人員若做滿三個月，介紹人可以拿到一筆獎金，眷村的女孩們相互引介，因此生產線上的女工大多是彼此認識的鄰居。「……這個錢很好賺，反正就是看哪一個在家，然後就問你說，你要不要去，RCA工作不錯，工廠不錯，錢又賺得比作燈泡廠的多，他們想一想也是，就這樣，一個拉一個通通到RCA去了。」

在貧困的年代，吃飽都是件難事，素娟從小便知道不能奢求什麼，跟著家裡做點事、讓家裡少一點負擔。「認命，」她說：「嚴格講起來真的幫助滿大的，我領到第一個月的薪水那時候真的很高興，就抱著一個瓦斯爐回去給我媽媽……，那時候一個瓦斯爐，真的很……就是表示生活水準滿高的，才會有瓦斯爐用。」

生產線上

梁素娟一開始在RCA工廠的工作是加工站的作業員，生產線上的工作內容從打釘、插件、焊錫到補焊、清洗、剪腳幾乎樣樣都接觸。她所在的廠房主要生產電視選台器，生產線的流程大致上從打釘開始：PC板先打上鉚釘，然後由女工插上零件，再順著輸送帶經松香爐上助焊的松香、經焊錫爐上銲錫……。

RCA的主管人員以工作服顏色來為人力做出區別，一眼望去，便可以分辨各崗位的人力是否在他們的位置上。作業員穿的是綠色的工作服、領班穿的是黃色、藍色衣服是技術人員，品管人員的工作服則是紅色。

領班底下有幾個領班助理，穿棕色的工作服，通常由表現良好的作業員升任，輔助領班也作為儲備。為刺激生產線的生產效率，生產組長也以A、B、C三個等級為作業員評等，一段時間由領班推薦人選，除了檯面上的表揚，薪水也會些微增加。

工廠的上工時間為一節兩個小時，兩個小時一到鈴聲就會響起，為10分鐘的休息時間。女工們會到飲水機裝水、上廁所或是在座位上小睡片刻。鈴聲再響起，整個生產線又嘩啦嘩啦地動起來。中午休息時間女工們會到樓上的自助餐廳吃飯，由於只有半個小時，想要去福利社採購的女工就必須要分工合作：一些人幫忙打菜，一些人一齊買飲料零食回來。

生產線上的時間相當的緊湊，雖然辛苦，但隱隱有一股奮進的氣氛瀰漫其中，每個人多有種休戚與共之感。

素娟說：「那時候的孩子都滿能吃苦的，所以RCA的工作對我們來講，真的是駕輕就熟。」她很快地適應了工廠裡機械式的勞動，雖然時常加班，但每個月三千多塊的工資是家裡重要的穩定收入，所以即使偶有不適，也不以為苦。

她就記得廠裡飲用水十分的難喝，無論是聞的或是喝的，都有股怪味道。

當時新竹郊區尚未設置自來水管線，工廠用水幾乎都是取自地下水。工廠飲水機的水只有稍微煮過，未經過濾；一層樓只有兩台的飲水機，前幾個人裝完了，後面就得喝生水。短短十分鐘的休息時間，與其用來抱怨，大多數的女工寧可好好休息，「就是彼此接水的時候會講：唉呦，這個水好難喝喔，好臭喔，最多就是講這麼一句──因為根本沒有空嘛！接了水就跑了。」

有些機器像是利用高頻電磁場來溶接的高周波機，周圍的溫度非常的高，坐在一旁的女工們會拿個大水缸子放在座位旁，渴了盛水來喝以防脫水。素娟說：「就是因為它溫度非常高，我們坐在旁邊……就非常受不了，我們都是邊工作邊大量的喝水。」可是那味道仍然明顯，別無選擇之下女工們只好自尋辦法──泡咖啡、泡茶葉把怪味給蓋過去。

另一個不適的記憶就是空氣。梁素娟說廠房內的空氣有著很重的味道，嗆鼻，而且容易造成眼睛的不適。

PC板從銲錫爐出來後，若焊接得不完全就要進行補焊；銲錫的溫度高達攝氏350度，女工們就手持著焊槍，逐一把缺漏的焊點補上。補焊作業的女工面前有一支抽風管，用來抽去高溫焊接燃燒出來的有毒氣體；不過那幾乎沒有效用，梁素娟回憶：「那個抽風管不是把煙抽進去，根本就抽不進去，然後煙就直接往臉上鼻子上撲過來」同時，也瀰漫著整個廠房。

完成焊錫作業的產品，女工們會拿著像小牙刷般的刷子，在裝著清潔劑的槽子前把沾到的多餘的松香清洗乾淨。工廠使用的清潔劑是高揮發性的有機溶劑，揮發出來的氣體有刺激性的氣味。

工作的廠房是一個密閉的空間，雖然裝置冷氣機，但裡外空氣無法流通，只是在廠房內反覆循環──瀰漫著焊錫作業產生的煙、清潔劑揮發出來的氣體、高溫加工下的聚合物的味道等等。梁素娟回憶，在廠房內很容易感到暈眩、眼睛不適、甚至頭痛，漸漸地氣管也開始出現了毛病。原本很好的記性，也因為入廠工作而有明顯的衰退。

由於廠房裡充斥著各類有機溶劑揮發氣體，工人們回憶誤闖進廠房的麻雀總像醉了酒一樣：反應遲鈍、跌跌撞撞。曾有人捉了一隻下來，放在裝清潔劑桶子的洞口，幾分鐘後麻雀竟然死去。

30歲的白髮

RCA電子工廠並未提供口罩，手套也是管制品，每個月只配發兩雙。手套在工作中相當容易破損，女工在清洗PC板時，往往是整隻手浸在有機溶劑裡，洗到手上都有一層白白的薄膜。梁素娟回憶，清潔劑那股嗆鼻的味道，怎麼洗都洗不掉，相當不舒服。

可是那清潔劑確實相當的好用：下了工把手泡到槽子裡搓個幾下，再頑強的髒污也乾淨了，用在工作服上，也一樣清潔溜溜，還有人會拿著小瓶子裝一點回家，用來卸指甲油。包括梁素娟在內的基層女工們幾乎後來才知道，那清潔劑很有可能就是被編列為2A級致癌物的三氯乙烯。

梁素娟說：「休息的時候，偶爾會聽到人家講，哪一個又流產了，哪一個又怎樣了。」她當時想可能是人家身體不好，不太以為意，以為是很自然的事情。到RCA半年後她自己也曾因為經常性的腹瀉到醫院檢查，她說：「也不知原因，檢查也查不出所以然。」

1981年初，梁素娟發現月經停了。一開始以為是懷孕，到婦產科檢查卻始終驗不出來，直到第三個月才驗出結果：小孩胎死腹中。她就在手術房裡，丈夫陪著，讓醫生一點一點的把死去的胎兒刮出來……。

年底，梁素娟再次停經，只剩下一點點出紅的現象，一點點血、一點點血地流。到婦產科打催經針，一次就打了七針，打得她冷汗直流、渾身不適無法工作，只好回家休息。第二個禮拜剛好也是滿三個月的時候，她再度驗出了懷孕；醫生說有點小產的現象，她聽到後相當慌張，直問該怎麼辦？醫生建議她回家休息，待小孩子著床後才能起來活動。

「莫名其妙流產，莫名其妙死胎，莫名其妙驗不出來，那醫生講是血色素太淡，為什麼會這樣子！我之前的孩子都很正常啊，到時間該是怎麼樣的狀況就是怎麼樣的狀況，為什麼這兩個孩子都是這個樣子；我們不明不白的，不曉得這個原因究竟是從哪裡來。」為了專心休養讓孩子順利出生，她離開了RCA公司。

幾個月後，梁素娟終於產下了一個女孩；生下小女兒的第二年，她開始長出了白頭髮，一撮一撮的從原本烏黑的頭髮中冒出來，一下子就白了一大撮。梁素娟生得美，對於外貌也較為留意，一下長出的白髮讓才三十歲的她有些意外，只能以染髮遮掩──直到她驗出了癌症。

和閻鈞結婚前，梁素娟的第一個女兒在離婚後跟了前夫；日後她總希望再有個女兒。

閻鈞都能夠理解，他和素娟結婚，本就是希望能把與前妻離婚後歸屬自己、卻因工作只能暫時安置在育幼院的兒子和女兒接回家裡有人照顧。他早年從軍少校退伍，軍俸外再做份工作，還養得起一個五口之家。流產後素娟第二次懷孕，他祈禱老天給她一個女兒，果真如願。

他知道素娟介意，就把過去的照片裡前妻的部分剪去；他也知道素娟性格好強、精神容易緊繃，生起氣來容易鑽牛角尖，有時甚至無法換氣要送去醫院，他因此不太敢和她吵架。知道她有些心眼，他盡量不去碰觸，素娟孩子打得兇，同住的父親看不下去搬走了，他都能理解，他說要打我來打吧，後母難為，要當壞人讓我來當。他知道那就是素娟。當初兩人在教會裡徵婚認識，交往了幾個月，素娟趕著過年要結婚，不然她父親要她嫁別人，他也就娶了她。兒子小學畢業後去了軍校，二女兒去工廠工作後也離家了，家裡只剩下三個人，小女兒很快的也要長大。

得知素娟罹患癌症時，他和素娟一樣，只能咬著牙關設法挺過命運的拖磨：找醫生、找抗癌人士、找療程偏方、買酵素維他命、買鯊魚軟骨，打難喝的牧草汁，或是加了帶皮洋芋的蘋果汁，陪著她一起喝；有病治病沒病預防，能想到的方法都試過了，卻看著素娟的身體一天天的虛弱下去。

1977年8月，梁素娟開始感覺到左胸的疼痛，婦科醫生說沒有什麼問題，接下來幾個禮拜卻愈發嚴重。之後因為工作憋尿導致泌尿道發炎，進而牽連腎臟，梁素娟才不得不掛了急診住院。檢查出左乳疑似乳癌，徹底檢查後，原來不只左右乳房，連左右淋巴腺也通通感染──她一聽簡直快要瘋了。

幾天後，進手術房開刀化驗，出來的結果是癌症末期，醫生判斷素娟的生命只剩下5年。那年梁素娟不過45歲。

一個化療療程要做12次，一次是一整天，中間休息三個禮拜。注射後如果血管變硬、瘀青，就得植入人工血管。植入的手術只施用皮下麻醉，她一偏頭就看得見金屬刀器在挖著自己的血肉，她說：「看得到他在那邊挖啊，只是不敢看而已，一歪頭你就看到了......痛哇，痛得我要命啊！」

藥劑打下去，身體裡好的壞的細胞一併殺光光，頭髮掉光，嘴破舌頭也破，牙齦流血，全身癱軟乏力又吐又拉。梁素娟苦笑：「延續一個禮拜，然後休息個兩個禮拜，讓你喘兩口氣。一個禮拜喘一口氣，兩個禮拜喘兩口氣。」

後來實在苦不過，她只好拜託醫生將療程縮短到十次。

中間也做放射治療，俗稱電療，一天一次連續25天，做完她整個皮膚像灼傷似的，碰都不能碰，然後便是等。等到月底、等到下個月、等到哪個月確定癌細胞清除了，才暫時鬆一口氣。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一年，療程做完後，梁素娟仍然每三個月就要回醫院做一次追蹤治療，以確定癌細胞未復發擴散。

她失去了乳房，在腋窩的淋巴腫塊割除後，她得持續夾住腋下，在病床上動也不能動，怕撕裂未癒的傷口。閻鈞就整個禮拜、24小時的在一旁陪她。她起身，閻鈞便幫她擦身、按摩，待她累了便躺下來；過一陣子閻鈞再搖搖她的床，她再起身，就這樣在昏倦中起起躺躺、起起躺躺……。

回到家中，化療的苦與電療的痛，整天上吐下泄讓梁素娟難以安眠。即使療程結束了，追蹤治療也成為三個月一循環的恐懼──生活中稍微哪裡有些疼痛，就會開始焦慮是不是癌細胞又跑過去了？是不是過去一整年來的痛苦過程，還要再重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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