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打工遊學是逃避責任？為何台灣對年輕人的要求，好嚴苛

每一天，打開新聞，往往可以找著一、兩件如下的事：可能是一個失婚女子上吊，也可能是失業經年的中年男子人把一盆煤炭往房中擺放並且閉上雙眼，或者是一位長期無法融入同儕的青少年墜樓、年邁久病的老翁把過往他潑灑農地的藥劑往嘴裡送......。

媒體報導這些事件，往往得出一個很類似的結論：此人生前飽受精神疾病的困擾。這個認知，讓我們在遺憾的同時，帶著一絲罪惡的安定感：事物終究有了結論。似乎有了精神疾病的背書，就能合理化一個人為何走向自我了斷的道路。這個結論也方便我們畫出一條災難預防的界線：既然我們肯定精神疾病與自毀之間的神秘關連，那麼，想辦法讓自己不要成為精神失常的「那種人」就好了。

精神疾病的特殊性在於，沒有太多可供辨識的客觀徵兆足供參考，十分仰賴醫師個人的認知與判斷，箇中容有大量的灰色地帶。觀察某個人的一連串行止、一段對話、幾張手寫的字稿，十個醫生很可能會產出十個不同的判斷。

這過程跟審判幾乎沒有兩樣，雖有一定的準則可供依循，但並無法避掉裁決者自由心證的空間；而精神疾病診斷所產生的後續效應也如同一紙判決。一個人被診斷為精神病患之後，他的所有舉動，將被解讀為「一個精神病患的行為」，他從事其它行為的正當性、合理性將受到大幅的削弱、質疑。

然而，誰來給「精神正常」下個定義呢？或者，真的可以給「精神正常」下個定義嗎？人的情緒起伏與波動，他感知周圍變化的細緻度，他輸出反應的方式，我們可以規劃出一個光譜來判斷，何為正常，何為不正常嗎？

在此，我想說一則個人的故事。我本身畢業於法律系，大學四年，我日益感受到自己與學科之間的疏離與格格不入。畢業後，我既不想投身律師國家考試，卻也對於自己的下一步四顧茫然。也是在那時，我深刻地體會到亞洲社會對於「就定位」的要求有多麼嚴苛。我們要求一個人，在一定的年紀，得有相對應的表現，因此，「重考」、「延畢」這些字眼多半事涉敏感，因為那多少代表著「此人在他現在的年紀，沒有就定位」。

從「就定位」延伸出來的概念即是「卡位」，尤其是「提早卡位」。我們均希望可以加速一個人「社會化」的進程，趕快進入職場，成為社會的一枚螺絲釘，一個對社會有幫助的人，補足社會所欠缺的勞動力與生產力。

這樣的形容或許不夠具體，舉一個比較切身的例子：澳洲打工旅遊。根據外交部統計，自從2004年澳洲與台簽訂打工度假協定之後，截至2013年底，共有近10萬名台灣青年前往澳洲打工[1]。這當然引起媒體與普羅大眾的注目，許多電視台、報章雜誌紛紛就此作出專題報導，然而，就我觀察，多年下來普羅大眾感興趣的焦點，仍高度集中於「去澳洲打工真的可以存到一桶金嗎？」、「這份經歷，對個人履歷是加分扣分？」、「既然最終仍得回來台灣的就業市場，那出國打工旅遊豈不是在閃躲、延緩進入台灣就業市場的時間嗎？」

問題一個比一個尖銳，再次回到「是否在逃避」的叩問，令人不免感傷，亞洲社會判斷一個人的量尺，來自就業市場，以及其他大環境的種種經濟因素考量：收入、年終、失業率、國民年均所得。總之，一個人若沒有在「時間內」，站在他應立足的基礎上，社會上所釋放出來的氛圍不會太友善；這也代表著，相較於一個人他為自己做了什麼，我們更在意他為社會提供了什麼，而他產出的質量是否叫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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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也一如社會上大多數成員，沒辦法去把這樣的「停擺」轉譯為「沈澱」，一味要求自己趕緊給人生定錨，找出下一階段的重心。幾個月下來，我出現嚴重的失眠、焦慮、食慾大好大壞。考慮了近一個月後，我鼓起勇氣，踏入精神科診所。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陳述完對於這種低迷的狀態的無所適從。突然間，醫生似乎想到了什麼似的，他倒回椅子，也跟我說起他的故事：一帆風順的求學生涯，應屆考上眾人稱羨的醫學系，畢業後也從事自己最感興趣的科目。30歲，就達到五子登科的境界。在「那一天」以前，他老把前來求診的視為「病人」，至於他的存在就是要「解救」這群病人。每一天，他坐在舒適的旋轉椅上，雙手交握，好整以暇地聽著患者訴說自己的悲慘與不幸。或許是為了自我保護，也或許是其他更幽微的情緒，總之，他不曾走進那些故事中。他把視線擱在那些人身上，心中其實想著其他事。

直到「那一天」，921大地震發生後第二天，他自告奮勇前往災區，當時聯外道路有許多封鎖了，只有醫護人員進得去。第一天他就吐了，一具具屍體接二連三湧入眼簾，他在搬運的過程中，想到自己正奮力扛起的這些軀體，前一刻都還有呼吸、有思想，有規劃，一場無緣由的天災卻改變了這一切。他離開災區後，出現一切憂鬱症典型的症狀，甚至反覆想著「死」的議題。幾日後，他受不了這種低迷的狀態，頭一次，他給自己開藥，也是在那一刻，他終於理解了他的病患。這些人並非總是精神上有了缺陷，也不是逃避，相反地，他們一定是想要為自己目前的處境做點什麼，承擔點什麼，或者回頭去打開一個纏得死緊的結。久而久之大腦超載就當機了。而這一連串起承轉合，是正常？還是反常的？

那位醫生問我，也問他自己。

那是我與那位醫生的第一次會面，也是最後一次。

在他結束故事的那一瞬間，我幾乎「好了大半」。我時常與其它深受精神問題困擾的友人們討論，究竟那位醫生做了什麼，竟如此收效？共同得到的結論是，當我與那位醫生處在那個七、八坪大的空間時，他做了一個動作，使我們之間除了「醫生與他的病人」之間的分野，更有一種隱性的連結，對於提升我的情緒有更大的助益。

那就是：在我交出我的故事後，他也交出了他的，這是經驗分享，也是一張很珍貴的處方。

他更試圖以他的故事告訴我：人，隨時隨地都暴露在憂鬱的風險之中。我們的一生無時不刻都在承受動盪與新的轉變，也絕對有一個瞬間，我們所承受的遠超過我們得以負荷。我的煎熬來自於「在社會中找不到個人定位」的不安與焦慮，而醫生的挫敗來自於原先鳥語花香的人生行旅中，突然走進一個滿布死亡與無常的世界。我的煎熬，有個人的因素，社會的形塑也不容小覷；而醫生的挫敗，也有個人因素，但更有天災介入的軌跡。

也就是說，一個人終其一生，隨時隨地都可能在情緒的光譜上劇烈地往返。這不單單是遺傳，或者「個人」心理質素的脆弱或強健與否，背後也有他在時代中的遭遇（九二一即為一例）、社會其他成員與他互動的方式（人際關係往往足以牽動我們極大的情緒起伏），各種錯綜複雜的成因相互交錯。

我們與所謂的「精神失常」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遙遠。

只是在大部份的情形，我們得到的資源夠多，足以讓我們從灰色地帶又撐著走回「正常人」的疆域，反觀有些人，沒那麼幸運，在掙扎之後仍被貼上了「精神疾患」的標籤。

身為旁人，若能有一秒鐘，暫時放下他們對「精神疾病」的成見，去感受傷痛的作用力以及反作用力，而不是明著暗著希冀盼望當事者趕緊「好起來」、重回工作崗位，重拾舊有的生活秩序（是不是？「就定位」的味道又出來了），那麼，也許我們可以說我們是在釋放出的是善意，而不是覆蓋上第二層傷害。

[1] 10年10萬人！　打工度假最愛澳洲

作者簡介_吳曉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