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巴菲特都解決不了的「囚徒困境」》每個人都依自己的利益行動，對群體絕對是災難！

被稱為「奧馬哈先知」的華倫．巴菲特曾提議，將政治獻金個人捐款的限額從1,000 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並禁止其他所有形式的捐款。禁止公司捐款，禁止工會捐款，禁止政治獻金。這個提議聽起來很不錯，但永遠都不會通過。

競選經費改革之所以難以過關，原因在於，如果通過這個法案，現任立法諸公的損失最大。募款帶給他們的好處在於能為自己提供職業保障。你怎麼能要求人們去做有悖於自身利益的事情呢？我們可於以下情境中分析。

根據巴菲特的說法：

好，暫且假設有個怪怪的億萬富翁（不是我！）提出以下提議：如果這一法案沒有通過，本人（富翁）就會透過法律容許的方式，向對該法案投贊成票最多的政黨捐贈10 億美元（政治獻金使這一切成為可能）。有了賽局理論的這一惡毒應用，該法案在國會一定能順利通過，而這位怪怪億萬富翁根本用不著花一分錢（這證明他其實並不怪）。

假設你是民主黨的國會議員，思考一下你會怎麼選擇。如果你預料共和黨會支持這一法案，但你卻選擇極力反對，那麼，如果你成功了，就相當於你白白奉送給共和黨10 億美元，等於把未來10 年掌握的資源交給他們。所以，如果共和黨支持這一法案，你反對這個法案將得不到任何好處。現在，如果共和黨反對這一法案而你卻採取支持的態度，那麼，你就有可能獲得10 億美元。

所以，無論共和黨的立場如何，民主黨都應該支持這一法案。當然，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共和黨：無論民主黨的立場如何，共和黨都應該支持這一法案。結果，雙方都支持這一法案，而我們的這位億萬富翁免費獲得了其提議的通過。

此外，巴菲特還注意到其計畫有效性這一事實「恰好支持了金錢不會影響國會表決這一謬論」。

上述情況稱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因為雙方都採取了背離其共同利益的行動*。在典型的囚徒困境中，員警對兩個嫌犯隔離審問。每個嫌犯都有動機先坦白，因為如果他保持沉默而另一個人坦白，他受到的處罰就會嚴厲得多。因此，他們都發現坦白比較有利；儘管若兩人都保持沉默，結果會更好。

楚門．卡波提（Truman Capote）在《冷血》（In Cold Blood）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囚徒困境。狄克．希柯克（Richard Dick Hickock）和貝利．史密斯（Perry Edward Smith）因無情殺害克拉特（Clutter）一家而被捕。雖然這場犯罪沒有目擊者，但一個監獄告密者向員警舉發他們。在審問過程中，員警採用了離間法。

楚門把我們帶到了史密斯的思維中：

他認為這與那個無稽的「活的人證」一樣，只是他們用來套他口供的伎倆罷了。怎麼可能有那樣的人證？他們是否別有所指呢？如果他能與狄克談一談，就什麼問題就沒有了。但是他與狄克卻被隔離了，狄克關在另一層樓的牢房裡⋯⋯至於狄克，可以想像，他們必定也套過他的口供。

狄克固然很精明，「表演」也逼真；可是他的「膽識」卻靠不住，太容易心慌。⋯⋯「你們離開那座宅邸之前，把那一家人都殺死了。」哼！他敢打賭，堪薩斯州的前科犯大概沒有一個沒聽過這句話的。他們不知問過多少人了，大概也抓過上打的嫌犯了。現在不過添上他與狄克兩個罷了⋯⋯狄克在樓下的一間牢房裡，醒著。他也同樣渴望能與貝利通上話，想要知道那個沒用的傢伙到底跟他們招了些什麼。

最終，狄克先招認了，接著貝利也坦白了。這就是上述賽局自然而然的結果。

集體行動問題是囚徒困境的一種變形，通常牽涉到兩個以上的囚徒。在「給貓掛鈴鐺」的童話故事中，老鼠們意識到：假如可以在貓的脖子上掛個鈴鐺，那麼，大家的小命就大有保障。問題在於，誰會願意冒陪掉小命的風險去給貓掛上鈴鐺呢？

人類也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不得民心的暴君為何能長期控制數目龐大的百姓呢？為什麼一個暴徒出現，就足以讓整個校園陷入恐慌？在這兩個例子裡，只要大多數人同時採取行動，其實是很容易取得成功的。

不過，統一行動少不了溝通與合作，偏偏溝通與合作在這個時候變得非常困難；而且壓迫者深知群眾的力量有多大，所以還會採取特別措施，阻止他們的溝通與合作。一旦人們不得不各自行動，卻指望能促成一致的行動時刻，問題就來了：「誰該率先行動？」擔當這個任務的領頭羊意味著可能要付出重大代價—鼻青臉腫甚至壯烈成仁，而他得到的回報只是身後哀榮或流芳百世。確實有人在責任或榮譽面前熱血沸騰，挺身而出，但大多數人還是認為這樣做得不償失。

囚徒困境可能是賽局理論中最廣為人知且最棘手的賽局。

許多經濟學家，包括作者自己在內，都在鼓吹自由市場的好處；自由市場背後的原理來自引導個人行為的價格體系。但在大多數策略互動中，並不存在價格這隻看不見的手來引導麵包師傅、屠夫或者其他任何人的行動。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指望博弈的結果一定對參與者或社會有利。擅長博弈之道可能遠遠不夠—你必須確定你要玩的是一場正確的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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