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底，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旋風訪台，四度舉行兆元宴，成為媒體與社群追逐的焦點。
輝達台北總部卡在一條15公尺道路⋯⋯
政府缺人竟成企業最大地緣政治風險
大家都在期待他的台北總部早日落成。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僅為了廢除基地中間一條十五公尺的計畫道路，光是跑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就得耗時半年。最快到今年年中才能動工。
這還已經是「加速後」的結果。
黃仁勳可能不清楚，在他宴請產業界的同一個城市裡，政府負責審查建照的關鍵單位，編制原本是一名主管帶五名承辦人，如今這五人全離職，只剩下主管一人在撐。
這不是單一特例。據台北市議員李明賢調閱的統計，台北市府（含警消衛環）的人力缺額逾八千人，若以市府總預算員額約七萬六千人計算，缺額率已超過一成。
韓國正經歷一場「行政生態系滅絕」的危機，若不引以為戒，這場慘劇恐怕將在台灣重演。短短四年，韓國公務員報考人數腰斬，起薪甚至低於基本工資，引爆了「九級公務員貧困化」的社會爭議。韓國媒體更直指：在各國談判頻繁的時代，「平庸的政府是企業最大的地緣政治風險。」
令人擔憂的是，我們正處於「韓國化」的臨界點。
二○二五年，台灣高普考人數跟十年前相比幾乎腰斬，高考平均約二三％的錄取率，創三十年新高；在土木工程等技術類科，錄取率甚至突破五成，人才過濾防線幾乎失守。人也流失得快，重災區的新北市，二四年公務員離職率達三．四二％。
這對身為納稅人的我們，最直接的影響是：你付的稅一樣甚至變多，但享受到的品質卻更差。
現在，中央政府人事費編列高達一兆三千八百億元，創歷史新高，但我們得到的服務——從都更審核一百八十天變六百天，到使用執照核發大塞車——卻在縮水，形同隱形加稅。
更麻煩的是，這與國際趨勢正背道而馳，政府要承擔的任務，遠比以往複雜。
「每一家製造大廠都要有自己的AI工廠」，黃仁勳說。這句話對產業界是商機，對行政體系卻意味著前所未見的負擔。
過去，工業區審查只須確認水電用量符合一般規範；但二○二六年後的AI工廠，涉及大量高算力、高耗能的運算設備，其運算密度與散熱需求遠高於傳統工廠。
這意味著，經濟部必須精算極端電網負載；環境部要審查前所未見的液冷散熱排放；國土署要把關高密度用地變更；地方政府的行政負擔同步放大。
當AI產業已經進化到太空時代，負責把關的年輕公務員，卻因為人力不足、交接斷裂，在短時間內難以承擔跨部會協調的重任。這並非新人能力不足，而是行政技術需要時間累積。
「光是熟悉公文流程、搞懂法規眉角，至少就要花半年，」一位資深公務員無奈的說。
政府事務增加，人力卻在流失
台北都更審查從半年拖到六百天
你付出一樣的納稅錢，但公部門服務品質卻正在下滑，這就像經濟學上的「縮水式通膨」——就像你去買滷肉飯，價格沒變，但碗變小了、肉燥變少了。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蘇偉業提供了另一個犀利視角。他分析，民眾繳的稅並沒有大幅增加，甚至還減稅，但政府服務內容卻無限膨脹，「要求公務員提供更多服務，薪資水準卻跟不上」。
當「服務需求膨脹」遇上「人力供給停滯」，公務體系被夾殺在中間，最終犧牲的，依然是整體的行政效率與品質。
以台北市主打加速都更審查的「一六八專案」為例，原本政府承諾一百八十天內核定，但在人力緊缺情況下，有建商抱怨，審查天數已拖到六百多天，足足多近三倍。
「建商申請一個建照，同一個審查過程中，窗口連續換了三個承辦人，」李明賢一語道破業者的痛苦，「每換一次人，新的人就要重新摸索，流程就要重新Review（審閱）一次。」
雙北，已成公務人力大失血的重災區。曾在台北市待九年的前都發局資深員工阿明（化名）說，他所在的都市計畫科，原本滿編三十人，在他前年離職前夕，只剩二十人，人力憑空消失三分之一，但案件量一件都沒減少。
「本來是五個人審一百個案子，現在變成三個人審一百個，」阿明直言，「效率一定會掉。都市更新、都市設計審議，這些流程不會消失，只會越來越慢。」
這對正如火如荼等待「新青安」交屋的年輕人來說，是真實的痛。因為建管人力不足，導致使用執照核發大塞車。房子蓋好了卻拿不到使用執照，交屋被迫延後，原本談好的房貸利率與寬限期可能失效。
在法院，也遇到一樣的窘境。一名前法院書記官透露，當案件量暴衝時，每個人桌上的卷宗堆得像山一樣高。為避免被監察院檢討「案件遲延」，他們被迫發明一種體制內的求生術：停止分案。
「案件其實都進來了，堆在收發室，」他苦笑著說，「但在電腦系統裡，我們讓它停在『從收發處到法官桌上的路上』。只要沒正式分到我手上，系統就不開始算時間。」
或許你也會問，美國聯邦政府不是也常因為預算卡關而停擺？國家也沒有倒，台灣有必要這麼緊張嗎？
其實，代價是算得出來的，只是它分攤在每個人身上。
AI時代，一慢就可能丟訂單
政府效能不足恐成護國神山絆腳石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曾統計，二○一八年底到一九年初的政府停擺，造成美國經濟永久損失三十億美元。美國只是「暫時」停擺，GDP就會受傷；而台灣面臨的，卻是核心人力流失、核心業務的「慢性中風」。例如都更、司法案件、社福、勞安檢查、產業發展等。
政大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敦源警告，微觀的癱瘓，會導致宏觀失能。
那台灣有很強的護國神山不就夠了嗎？你可能要有一個概念：政府效能就像是一台電腦的作業系統，很出色的私人企業部門是上面功能超強的應用程式，但如果作業系統失靈，運轉速度很慢，再好的應用程式都很難跑得順，除非它完全「登出」。
好的系統養成不易，它的成熟度甚至會左右你的飯碗。
例如，台灣正在面臨的台美關稅貿易談判。領軍的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楊珍妮，是從早年台灣申請加入 WTO的激烈攻防，一路戰到今日的半導體供應鏈談判，累積了近四十年的火候與實戰經驗。
培養一位像她這樣既懂國際法規、又懂產業眉角，還能在外交場域折衝樽俎的談判代表，至少需要十到十五年養成。
當這些無法被寫進SOP的手感與默契持續流失，國家失去的就不只是人力，而是面對國際賽局時的談判力。
想像一下，當台積電需要在高雄或嘉義擴廠，水電、土地、環評，每一個環節都掌握在政府手裡。如果政府的審查能力因為人才流失而癱瘓，台積電的擴廠速度就會被拖慢。在分秒必爭的AI賽局裡，慢一個月，訂單可能就轉單到了韓國或美國。
沒有成熟的政府，護國神山也會被行政的絆腳石絆倒。
這個趨勢可以反轉嗎？很難。
銓敘部部長施能傑從長期研究視角提出分析，認為這跟民間經濟景氣有關。他回顧，第一波高普考報名人數的下滑，發生在一九九四到二○○四年間，當時台灣經濟起飛、民間機會暴增，年輕人自然流向企業部門；之後，公務體系的吸引力也曾隨著景氣反轉而回升。
但這一輪下滑，可能比過去更難回頭。因為有三個結構性原因。
第一，人口池子乾了，這是少子化的結構原因。在人口基數大幅縮水的前提下，政府卻仍試圖維持過去同樣的行政規模與服務期待，這本身就是一道算不清的數學題。一位公務員透露，以前約聘雇還有人來應徵，現在是他們要主動拜託老師、學弟妹來投履歷，才找得到人。
第二，特定專業公私薪資斷層加大。「當教授的薪水不如我的工程師，我就知道這個系統（指公教人才）撐不久了。」一位兆元級科技業大老，在私下餐敘中坦言他對台灣人才斷層的恐懼。
據人力銀行與主計總處數據，過去十年民間薪資累計成長逾兩至四成，公務員僅成長一成多。在土木、資訊領域，民間薪資已是公務員的兩倍起跳。
第三，沒有未來的鐵飯碗，毫無吸引力。
陳敦源指出，過去文官體制存在一個隱性的信任基礎：「你進來，我保障你，這個鐵飯碗會比外面穩定。」但年金改革後，這個承諾被單方面改寫，「既然你不再保障我的未來，那我也不會為你多付出現在，」陳敦源形容，這是一場深層的心態轉向。
此外，陳敦源的研究發現，在現行制度中，那些懷抱高度公共服務動機、真心想把事情做好的年輕公務員，反而是職業倦怠上升最快的一群人。繁複的程序、即時回應民意與長官的多重壓力，讓「熱情」本身，成了一種高風險屬性。
「熱情奔放會出事的，」一位前法院書記官回顧自己的經驗。案件量暴衝時，為了不被究責，只有學會對工作「降溫」，才能在體制內留下來。
AI能成解方？人力交接斷層成阻礙
公務體系有近半靠「默知識」運作
有人期待，既然人找不到，那就用AI來取代啊？
但問題出在，很多公務體系的經驗，因為人變少，根本沒空被數位化。
陳敦源指出，公務體系中有將近一半的運作，依賴的是無法寫進SOP的「默知識（Tacit Knowledge）」。
例如，一個複雜的都更案，如何協調不同地主的利益？如何在法規邊緣找到合法的裁量空間？這些過去都在資深科長的腦袋裡。當資深人員離開，留下來的，只剩看不懂前案的新人，以及失去脈絡的文件。
商周訪問多位公務員也發現，新人「沒人教、沒人交接」幾乎成為常態，只能靠自己翻舊檔案、拼湊做法。在這樣的環境裡，AI吃進去的是碎片化資料，吐出來的，也只會是更快的罐頭答案，無法解決真正的難題。
沒有人是局外人。我們正站在「行政中風」的邊緣，靠著無數公務員燃燒熱情勉強撐住表面的正常運作。但正如陳敦源所警告的，這是一個缺乏韌性的系統——平時或許還能運轉，一旦遭遇戰爭、天災或重大衝擊，崩潰將來得又快又急，成為經濟發展的黑天鵝。
這筆「政府通膨」的帳，最終會攤回到每一個人的生活裡。
現在，是時候去正視這議題，畢竟，當行政效能的「縮水式通膨」成為新常態，代價將不只是都更慢了幾年，或是交屋晚了幾個月。它真正的威脅在於，當全球進入AI賽局的殊死戰，當企業需要最靈活、最專業、最具韌性的政府做為後盾時，我們卻只剩下一個「錢付得更多，系統卻跑不動」的空殼。
我們不能只看著黃仁勳的兆元宴歡呼，卻對宴席後方那個缺人、缺錢、缺專業的行政困境視而不見。
如果我們持續讓行政系統在「慢性中風」中萎縮，那麼最終空洞化的將不只是產業，而是這個國家的治理能力。這筆「政府通膨」的帳，我們現在不理，未來，每個人都會被迫用競爭力去償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