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一個工業郊區，製藥業正經歷一場世代交替。工程師們正在檢查一排巨大的不銹鋼槽，這裡即將利用源自倉鼠卵巢的細胞，開始生產一種生物製劑。每個槽體足以生產五萬公升的藥物，這座設施只是中國各地正在發生的生物製藥產業繁榮景象的一個縮影。
這座工廠隸屬於碧博醫藥（BiBo Pharma），該廠於二○二五年二月動工，在快速的審批流程和當地臨港新片區政府的積極協助推動下，進度已比預定計畫超前一個月。
西方藥業高管發出中國取代警報
中國的生物製藥產業正處於高點。僅在五年前，該行業還因未能研發出有效的新冠疫苗而被譏為落後者。如今，西方製藥業的高管和投資者私下警告，他們的公司面臨著在藥物創新領域將領先地位拱手讓給中國的風險。
中國生物製藥崛起的核心在於速度和效率，這些因素不僅加快了藥物開發，還大幅降低了成本。該國的優勢源於龐大且高技術的勞動力：從實驗室研究人員和設備製造商，到將碧博醫藥新生產線安裝到位的工人。
一份顧問公司麥肯錫的報告列出中國在藥物開發各階段的時間和成本優勢。這家顧問公司估計，中國製藥商在將標靶分子推進為候選藥物並進入早期臨床試驗方面，速度可比全球平均水準快上兩到三倍。
一旦療法通過初步的動物測試，中國臨床試驗的患者招募速度是其他地區的兩到五倍（具體取決於治療領域），這歸功於擁有大量未滿足醫療需求的患者群體。
便宜省時，藥廠變依賴外包中企
「在過去三到四年裡，中國確實加速了發展。它是創新的最重要來源之一，」碧博醫藥創辦人兼執行長焦鵬（Peng Jiao）說。他補充道，中國在開發新藥方面的優勢，在於那些基礎研究已經確立，但需要實驗室工作來找出正確配方的領域。
「這更像是一個拼圖遊戲，需要的是工程思維而非科學思維。對於這類工作，你需要一個高效率的團隊，能夠非常迅速的行動，找出哪種方法行得通，」焦鵬補充說。
他在波士頓和上海都擁有生物製劑（源自活體生物的藥物）的生產業務。他說，十年前，他的美國和中國科學團隊之間存在明顯的經驗差距。現在，這條鴻溝已經消失。
這種演進使藥明康德（WuXi AppTec）和金斯瑞（GenScript）等外包公司成為不僅是中國，也是全球生物科技公司藥物開發的關鍵樞紐。
「在美國生物科技界有個笑話，如果你想進行一項研究，你『只要WuXi（指藥明康德）下去就對了（just WuXi it）』，」位於舊金山的生物科技公司軟體平台Orchestra創辦人拉詹德拉（Ashoka Rajendra）說。
佩爾坦（Egan Peltan）就是這樣一位依賴中國供應商的美國生物科技創辦人。「最初，業界使用中國的臨床研究機構（CRO）是因為它們比較便宜。這已不再是事實；它們的價格現在差不多。我們使用它們是因為效率和節省時間，」他說。
對於年輕的生物科技公司來說，供應商的速度可能攸關生死。「一個在美國需要六到八週的臨床研發專案，中國公司大約只需要三週……，對於沒有收入的早期階段公司來說，你等待的每一天都是在燒錢，」佩爾坦說。
中國日益增強的能力吸引了跨國製藥公司來到該國，購買或共同開發創新藥物。根據麥肯錫的數據，全球對美國和歐洲的對外授權交易中，中國的占比，已從二○一八年的二％上升至今年的二○％。
這波交易熱潮改變了上海漢坤律師事務所律師顧泱（Aaron Gu）的工作。五年前，他主要針對中國公司購買外國開發藥物國內權利的交易提供諮詢。現在，他主要處理對外授權協議。
「對於大型製藥公司來說，相較於這些資產未來的潛在收入——以及專利懸崖將帶來的損失——他們在中國簽署的交易金額並不算多，」顧泱說。
儘管如此，按市值計算，沒有任何一家中國集團躋身全球前二十大上市製藥公司之列——而前三名都是美國公司。
二○二三年，四川百利天恆與總部位於美國的必治妥施貴寶（Bristol Myers Squibb）簽署了一項協議，共同開發一種針對實體腫瘤的抗體藥物複合體（ADC）。
美國和全球公司正在資助中國生物科技產業的崛起、教育和知識。
專家警告：中國終將自力更生
這種合作夥伴關係對於尋求進入利潤豐厚海外市場（尤其是美國）的中國生物科技公司至關重要。「與跨國公司合作，讓我們親身體驗全球運營是如何運作的。這就像有一位私人導師，日復一日的教你如何建立全球業務，」百利天恒創辦人朱義說。
未來的道路可能還會有更多顛簸。在華府，越來越多聲音警告中國在生物製藥領域的崛起。美國立法者已尋求限制對中國藥物成分供應商以及臨床研究機構和委託開發暨製造服務（CMO）的依賴。
「美國和全球公司正在資助中國生物科技產業的崛起、教育和知識，」中國生物科技專家隆卡（Brad Loncar）說。「中國生物科技產業現在就像大學生。（美國和其他國家）正在送他們上大學並提供資助。但總有一天他們會畢業，並自力更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