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COVID-19首現時，各國政府對基本醫療物資不足的問題束手無策。而今年，印度、美國、歐盟等國有了疫苗生產設備後，祭出出口管制，要優先為國民接種。

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執行長哈切特（Richard Hatchett）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吸取這次教訓。如此，便可達到該組織的目標，也就是在危險疾病出現後的一百天內製造出新疫苗，縮短至此次生產COVID-19疫苗所需的約三分之二時間，並趕在「初期爆發」就阻止，避免演變成全球大流行。

但，新興生物科技公司（Emergent BioSolutions）曾因衛生條件不合格、員工訓練不足等原因，導致數千萬劑嬌生疫苗受AZ疫苗汙染而銷毀，產線停擺超過一百天。這些問題顯示，難以創造一間完全準備好的支援工廠，而為了新危機設計全面性計畫更是困難。

一款疫苗成分來自19國共280種

政府也認知到，面對未知疾病，要打造出能快速又安全反應的製造設施有多複雜。

疫苗成分和製造設備在各國是縱橫交錯的。光是輝瑞疫苗就有二百八十種成分，分別來自十九個不同國家。

單獨行動無法對抗大流行病，應預先備戰、與盟友合作，以確保全面的疫苗和藥品供應來源。

疫情前，政府不在意mRNA技術

沒有疫苗能從頭到尾在一個工廠，甚至一個國家內完成製造。國際製藥生產聯盟（IFPMA）主席庫尼（Thomas Cueni）表示，這個複雜度就是為什麼他不希望有「劇烈、徹底的重新配置。」該產業更期待政府專注於減少貿易障礙。

專家同時也擔心政府可能會選到錯誤的技術，或支持跟不上創新的公司。首次採用mRNA技術的COVID-19疫苗獲批准之前，沒有政府曾投資閒置的mRNA產能。

「除非有人投資高彈性的產能，且能較快速重組模組……不然落後於最新技術的機率非常大。」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供應鏈專家雅達夫（Prashant Yadav）說。

除了疫苗外，還得擔心基本藥物的供應，因為住院人數大增，顯示政府對用於治療的藥物供應鏈所知不多。

法國正力推把危機時，限量配給的撲熱息痛（Paracetamol，或稱乙醯氨酚，用於止痛退燒），遷回本土製造，並列出三十種想在國內生產的學名藥（Generic Drugs）。白宮近期一份報告也呼籲對學名藥生產進行更多投資，並說明當紐約最危急時，醫院每天都在爭奪重要藥物。

代表美國逾四千間醫院的Premier諮詢公司宣傳副總裁薩哈（Soumi Saha）說，透明度不足，導致醫院現在正為流行病的下一階段「恐慌性購買」。

製藥業相信，一次性投資不太可能足夠，政府必須要為因降低成本而經常在海外（生產）的學名藥，準備好付更多的錢。

公益製藥公司Phlow與美國政府簽下三億五千四百萬美元合約，要在國內製藥，並建立穩定供應來源，公司執行長Eric Edwards表示，二、三十年來的「向下競爭」（Race to the bottom）已導致「最重要藥品」幾乎、或完全無法獲利。

一些人則寄望於更靈活的新技術。比利時生技公司Univercells投資長安特羅伯斯（Kate Antrobus）說，保障更多疫苗和生物製劑製造的簡單解決辦法是：「宜家家居（Ikea）廚房式風格」，也就是該公司建造的高適應性設施。它們現在看到，全球衛生組織和政府對於生產的想法有了重大改變。「模組化的彈性製造能應對不確定性，這正是為大流行病做準備所需要的。」她說。

雖然大型製藥公司堅持規模很重要，但新一代的公司正努力提供能送往至全球各地、較小的設備。

目前mRNA還是最靈活的疫苗技術。BioNTech和輝瑞（Pfizer）藥廠合作製造疫苗、歐盟也正在非洲興建mRNA設施，儘管最具技術性的階段將要約四年才能運作。另一間德國生技CureVac，則和特斯拉（Tesla）的一個部門合作，研發「疫苗列印機」，這是能讓它創造mRNA疫苗的小型機器。

然而，mRNA目前僅證實對COVID-19有用。新創公司韌力生物（Resilience）執行長辛格維（Rahul Singhvi）表示：「最理想的方法是多模態性，像瑞士刀一樣的設備；但，這不是所有人都負擔得起。」

不管縮小規模或瑞士刀，工廠都須倚賴原料藥供應，其中約八○％來自中國和印度。美國與歐盟正考慮把更多原料藥產能帶回國內，同時也在積存原料藥，因為與完成品相比，原料保存期限更長。但即使是這些大型經濟體，恐怕也無法靠自己行動：近日白宮一份報告建議與盟友合作，以共同確保全面性的供應來源。

雅達夫則提議，監管者應該要對藥品和疫苗製造，實施「壓力測試」，就跟他們為銀行做的一樣。

民族主義恐惡化疫苗不平等

一些領導人現在開始意識到，他們有責任協助處理疫苗不平等的問題。拜登政府正敦促美國疫苗製造商支持興建低成本製造中心，讓開發中國家更便宜取得疫苗；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已創立一個mRNA中心，擴大中低收入國家的疫苗產能。

不過，這兩項提案須依賴製藥業的合作，而它們正強烈反對放棄「疫苗」知識產權的提議。

哈切特也看見了COVID-19疫苗分發的不平等。他相信，必須要有個「更公平的製造產能分配方式」，並支持區域性投資，以及大流行條約或國際機構，讓較富有國家以其影響力與製藥公司合作，向全世界供貨。「增加投資總數是好事。但也有潛在不利因素。」他說，「我們需要竭盡所能，避免導致民族主義抬頭⋯⋯而是把這當成對集體安全的一層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