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和一位日本朋友吃飯，交流生活經驗和合作可能。他來上海已二十年，話題從日本料理店和生魚片開始。 他告訴我，在他這個年紀的日本人（四十五歲左右），小時候不吃鮭魚生魚片，因為都是海裡捕撈，擔心有寄生蟲，所以煮熟才吃。早期在上海的日本料理店，主要是日本客人和台灣客人，店裡賣的生魚片通常沒有鮭魚；但現在的日料店大多有鮭魚生魚片，除了人工養殖減少食安疑慮外，關鍵是客人很高比例已是本地，這是他們最常點的生魚片。 他提到，十年前在上海的日本人口最多曾達到十萬，之後隨著反日情緒和成本上升等經營條件變差，人數逐年減少，到目前只剩五萬。 這和台灣人在上海的情況類似，早期來投資和工作的陸續撤出，但差別在於台灣不斷有年輕工作者繼續過來，不在台資企業工作，而是進到本地企業；日本年輕人卻很少隻身到海外的非日本公司應徵和工作。 這位朋友是早稻田大學畢業，後來到美國讀了名校企管碩士，曾在松下和IBM工作，學經歷很好。他目前在做的，是整理日本企業有用的管理經驗，經過規畫，以顧問、課程或主管派遣的方式，賣給有需要的中國老闆們。特別是在公司的精細化管理和交棒傳承上，日本企業早有口碑，擁有全世界最老的家族企業。 問題是，他要去開發的本地客戶，不管是準備或已接棒的二代、還是那些中小企業想把基礎做實的老闆，大多在四十歲甚至三十歲以下，而同年齡段的日本企業家很難有說服力。我和這位朋友算了下，松下太老了，Sony和豐田都從模範生變成一般生，夏普和東芝甚至變成問題生，現在有賣點的是京都陶瓷和優衣庫，但稻盛和夫和柳井正也都不年輕了。 「四十歲以下的日本企業家代表是誰？」他沒有答案。我把同樣的問題問自己，如果要把還留在台灣的企業經驗拿過來賣，會是什麼？能做為載體的四十歲以下代表會是誰？我也沒有答案。 有不少日文書已出版並在討論類似問題，我們能做的是把日文書翻成中文來參考。台灣曾幫全世界代工許多種產品，屬於自己該產生的知識卻交給別人代工。和這位朋友聊完後各有焦慮，原因卻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