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認為台灣人在大陸還有優勢嗎？」去年八月，一隊台灣代表團到深圳參訪創新創業的路上，一位前輩問我。答案很難三言兩語，但簡單說是沒有。 從深圳在二○○八年人均所得率先達到一萬美元後，上海、北京、廣州和杭州陸續跟上，中國經濟進入分水嶺。雖然整個社會還處在工業化階段，但這些城市已開始步入後工業化，意味著製造業的領頭作用被服務業取代，勞動力的價值逐步讓位給消費力，一如先前的西歐、北美和日本，以及一九九二年之後的台灣。台灣在一九九二年人均所得突破一萬美元。 工業化和製造業和勞動力，這三者綁在一起，構成一種經濟形態；一如後工業化和服務業和消費力，這三者也綁在一起，構成新的經濟形態。中國從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台灣從一九八七年底開放探親、首批台商打擦邊球赴陸投資，到二○○八年的這二十年，主要靠投資設廠，加工產品出口，變現大陸龐大而相對價廉的勞動力，又稱為人口紅利。 二○○八年之後，隨著人均所得增加，人口紅利快速減少。工廠勞動力的價值，交棒給更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海外留學回國的人才（稱為人腦紅利）。他們進入外商、國企和民企投資的金融、電信、顧問、教育、地產、科技、網路、零售、物流、餐飲及娛樂等領域，大多是服務業，要賺荷包越來越厚的同胞們的錢。 中國在二○一六年服務業占GDP已達五一％，而台灣則是六三％。台灣更早進入服務業，占比也高出許多，看起來應有優勢。尷尬的是，台灣的服務業受限於規模、創新和經營能力，大多是無法出口的本地公司。台灣的製造業多是接國外訂單為了出口，而非內需，服務業則相反。 在一九八八至二○○八的二十年間，那個勞動力價值還高於消費力的時期，台灣的服務業曾在中國市場賺到時間差的錢，例如太平洋百貨、永和豆漿、上島咖啡、方便麵（統一和康師傅）、零食（旺旺）和電視劇（《還珠格格》與《流星花園》）。二○○八年後，中國市場接軌的對象，從港台到日韓再提升到歐美，一出手就要國際級，關上半邊台灣服務業原本就不多的出口之門。 從製造業走向服務業已不可逆，但服務業無法承接製造業的出口創匯能力，經濟就只能原地踏步。歸根究柢，台灣富裕的時間太短，從一九九二年起算也只有一代人。服務業涉及生活經驗和文化，需要時間。製造業可以靠國外訂單從無到有發展起來，服務業缺少本地市場支撐則像無根之花。 也因此，接下來要帶錢到大陸投資的新台商，或帶著專業去謀職的工作者，「台灣人」這個集體身分不再有優勢，但不妨礙個別優秀的台灣人能抓住機會成功。不過，這就和人有關，和台灣無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