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彭淮南時代的中央銀行，最令人擔心的問題，就是繼任者若無彭的威望，恐不敵政客壓力，以致政治凌駕專業。因此讓央行由「人治」走向「由制度運作」，使其獨立於政治干預，是最重要課題。 台灣問題： 少了彭的威信，行政院可直接下令 有三個面向可評估央行獨立性，一是它與政府關係。 以美國為例，聯準會（Fed）理事及主席，雖由總統提名、國會同意，但聯準會卻是獨立運作，制度上並不隸屬任何單位。二○○○年初，小布希當美國總統，有人問他如何振興經濟？小布希答：「葛林斯班說了算！」（Leave it to Greenspan）——當時葛林斯班是聯準會主席，即使美國總統亦無權干預其決策。 至於台灣，一九七九年以前，央行隸屬總統府，後改為隸屬行政院。央行總裁要列席行政院院會，央行也須受主計總處稽核，此舉副作用是央行有個頂頭上司，易受政治干擾。 過去彭淮南頗具威信，這問題並不明顯。若新總裁扛不住政治壓力，當央行政策與行政院短期施政目標衝突，該如何取捨？這是未來制度面的隱憂。 好人選，應比官僚更貼近民間 不只管罰禁，更要增加金融活力 第二個評估央行獨立性的指標，是總裁與理事人選。 台灣歷屆央行總裁有一共同特點：皆是傳統公務員體系出身。其實近年來國外央行總裁，實務界出身者越來越多，如美、歐央行總裁曾在金融圈打滾多年，英格蘭銀行（央行）甚至打破逾三百年慣例，由外國籍銀行家出任行長。 因為央行職責並非只是防堵危機，若決策者只知「管、罰、禁」，固然能事先化解危機，但也將打擊金融業活力。由市場人士擔綱可彌補此盲點。 例如英格蘭銀行行長卡尼（Mark Carney），當初英國政府請他出馬，就是因為卡尼擔任加拿大央行總裁期間，解決金融海嘯成績出色，沒有銀行倒閉，更沒有政府紓困。 卡尼曾在投資銀行高盛工作十三年，奉派至該行東京、紐約、多倫多、倫敦服務，他比傳統官僚更了解金融業民間疾苦。英國財政大臣後來向國會解釋，為何要聘請一個加拿大人當行長時就說，卡尼能為英國央行帶來「非常急需的外部工作經驗。」 市場人士領導央行，他們也比傳統官僚更不懼政治壓力。卡尼當初接掌英格蘭銀行，約定任期不是慣例的八年而是五年，無非是宣告若有志難伸，大不了再回老本行。有此憑藉自然更能頂住政客壓力。 至於台灣央行，新總裁可能人選與央行理監事成員，幾乎全是官員或學者，極少金融市場人士。 這不是說公務員或學者就不能把事辦好，而是時代今非昔比，「興利」與「防弊」同樣重要。美國聯準會最重要決策機構——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最新任命的理事卡萊斯（Randal K. Quarles），就是一家投資公司創辦人。台灣央行也應考慮擴大決策成員的多樣性。 好政策，應增加民眾投資信心 改「數字管理」，讓決策有可預測性 第三個評估央行獨立性的面向，就是其政策是否有「數字管理」及「可預測性」。 該升息或降息？匯率多少算合理？過去多是台灣央行決策者的自由心證，這種模式被稱為「權衡派」。 國際間尚有另一「法則派」，也就是央行事先設定數字目標，紐西蘭央行就是如此——若達不到通膨目標，央行主席下台。 這些制度沒有絕對好壞，關鍵只在於央行政策須有「可預測性」：民眾及企業知道什麼狀況下，央行會做何種決策。若央行政策諱莫如深，人們不知何時會翻盤，他們就不敢長期投資。 目前台灣央行事後雖公布理事會決議，但一來成員匿名，二來用詞抽象。例如某次理事會公布的決議：「因為當前物價平穩，預期未來通膨尚屬溫和，且經濟成長率下半年將趨緩。」因此維持利率不動。但究竟什麼水準算「平穩」、「溫和」、「趨緩」？央行沒有具體解釋。 歷史學家黃仁宇曾提出「數字管理」概念，其實央行正是最需要「數字管理」的單位。若人們知道物價達什麼水準，央行會有動作，其決策就有可預測性。 世上沒有完美的制度，數字管理壞處是央行預先設定目標，不易隨經濟變化調整。好處是由制度運作，不會因選舉或換總裁就朝令夕改。一個由制度運作的央行，也能提升民眾對其決策的信心，這正是後彭淮南時代的央行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