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淮南時代的央行，「穩定壓倒一切」，代價是台灣失去不少發展機會。未來我們仍須一個「維穩」的央行？或要一個開放帶來風險、但也帶來機會的央行？目前央行新總裁人選，以現任副總裁楊金龍呼聲最高。他接班後至少有三個議題須取捨： 金融科技》停在「關注」階段 德星拚比特幣，台卻視其為投機 機器學習、量化投資、比特幣，這些皆是金融科技大興的產物。二○一七年第三季，全球金融科技（Fintech）投資逾四十億美元，是五年前的逾五倍。 這股浪潮也為央行帶來衝擊：比特幣算貨幣嗎？點對點（P2P）轉帳能直接跨國換匯，央行如何控制匯率？網路平台直接撮合借貸，利率與傳統銀行不同，央行利率政策何以為繼？ 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各國央行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以最近最夯的比特幣來說，美國聯準會、英格蘭銀行、荷蘭央行都考慮發行自己的虛擬貨幣；德國央行宣布比特幣是合法貨幣。新加坡貨幣管理局（央行）稱比特幣不須被監管，因為它「有極大應用潛力，能降低跨境支付的成本，帶來優勢。」 相形之下，台灣央行就略顯保守，將比特幣定位為投機商品，稱它「對我國支付系統、金融穩定及本行貨幣政策之執行，均無影響」，因此只須「持續關注」即可。 也就是說，央行雖未禁止比特幣交易，但若影響金融就另當別論。全球最大比特幣交易所BitFinex，其荷蘭籍執行長維德（J. L. van der Velde）曾表示，最想以台灣為業務據點，因台灣有最好的科技人才與資安能力。但受限於主管機關態度不明，難以定位業務。 資料顧問公司Ceresus，二○一七年十二月公布《亞洲金融科技競爭力指數報告》，台灣的金融科技競爭力在四小龍墊底，其中得分偏低的項目，就是「監管機制進展」。 二○一七年五月，中國人民銀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員會，任務之一是「加快金融科技應用試點」； 新加坡則明確表明：「我們不是第一個發展數位貨幣的央行，但我們是第一個試著讓它變得更加可行的國家。」 對比之下，台灣央行對這類金融科技還停留在「持續關注」階段。金融科技目前雖非央行管轄範圍，但央行也可更主動積極一些。目前央行決策圈多是學者或公務員，若能有第一線金融科技業者參與，央行決策或許更能與時俱進。 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交易（NDF），是國際間外匯避險工具之一。但央行總裁彭淮南認定此為投機工具而禁止。央行立場是：要避險還有許多工具，不必非得NDF不可。 但對某些企業來說，NDF是最適合的避險工具。因為和遠期外匯相比，其不須文件、不須定期清算，成本較低，對某些企業極具吸引力。 投機管理》反讓台灣變孤立 禁NDF，變相鼓勵外銀出走台灣 央行為匯率穩定而關閉交易，但禁止有效嗎？ 無數事實告訴我們：有利可圖之事，是不可能被禁絕的。自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台灣央行關閉交易至今十九年，市場需求卻從未消失。據國際清算銀行二○一六年四月統計，新台幣—美元NDF每日交易金額達一百一十五億美元，是全球第四大交易，比第五大的人民幣—美元NDF交易還多十二億美元。 這股龐大的需求，國內銀行被禁止承接，企業只好透過海外的外商銀行，在境外交易，等於把這些業務奉送給外人。二○一四年，央行雖開放國內銀行的海外分行承做，卻又加了「可以避險，不准套利，交易占總外匯部位不得超過五分之一」等限制，企業還不如直接選外商銀行來得省事。 這種禁令還帶來另一結果，那就是降低外商銀行留在台灣的誘因。在台灣的外商銀行不能做NDF，搬到海外反而可以做，這等於鼓勵它們外移。 有一件事可以顯示台灣的處境：金融海嘯後，歐美監管機關要求大型金融機構立「生前遺囑」，也就是若破產時，母公司要優先救哪些海外分行。 在台灣，美系最大銀行乃是花旗，在它二○一七年最新版「遺囑」中，被列入優先搶救的是日本、香港、新加坡子公司，台灣不在其中。 央行對金融業務的限制，雖然不是外商優先棄台的主因，恐怕也是助力。金融環境限制重重，無法提供外商足夠獲利機會，它們自然輕言棄台。 外商布局遍及全球，它們不是非來台灣不可。若央行等主管機關仍抱著「穩定重於機會」、「不守規定就滾」的心態，只會使台灣在國際商業環境裡更孤立，這對台灣長期更不利。 台灣外匯存底步步高升，但過去央行多採保守投資策略，也就是買美國債券。 但運用外匯存底有更高效率的方式，其中之一就是成立主權基金。目前全球最大主權基金在挪威——資產一兆美元，資金來源就是銷售石油的收入。該基金二○一七年上半年獲利逾六百三十億美元，比蘋果、臉書一年淨利加總還高。 外匯存底》運用策略保守 改設主權基金，反能管理投資風險 台灣如今外匯存底約四千五百億美元，若以此成立主權基金，在全球可排第七，是新加坡淡馬錫的逾兩倍。 不過彭淮南曾表態反對主權基金，理由是外資持有台灣股、債市值，占外匯存底約九○％，一旦台灣遭戰爭威脅，外資大量匯出，外匯存底將迅速耗盡，而台灣因政治地位特殊，無法獲國際貨幣基金（IMF）金援，將引發金融危機。 但這其實是資產流動性的比例問題，目前台灣的外匯存底並不是以美元現鈔藏在庫房裡，而是以購買美債、人民幣等形式持有。若台灣發生不測，這些資產仍要在市場拋售變現。若效法挪威主權基金，持有的是中國騰訊、瑞士諾華藥廠等大企業股票，很難想像它們會比美債更不易套現，而股票雖風險大，報酬率也相對較高。 其實主權基金運用得當，反而能保障安全，如用來投資戰略性物資——收購國外鐵礦、原油、天然氣等。這樣不僅能提升投資績效，比單純購買美債更能保障國家安全。 若擔心緊急狀況，亦可規定主權基金保持一定比率的高流動性資產。例如日本的退休金，投資公債等固定收益資產比率不得少於五○％，投資股票比率上限三○％。這樣既保有部分流動性，也能兼顧投資績效。 事實上主權基金最大疑慮，不在於能否應急，而是若由政府操盤，可能違背市場規律亂投資——如扶植新產業、金援邦交國。因此彭淮南曾主張若要成立主權基金，須立專法由專責機構管理，這是正確的。唯有市場規律，才能最大程度抑制資源被政治濫用。 金融科技、投機管理及外匯存底等議題，無非都是「穩定vs.機會」的取捨。二○一七年十月，彭淮南被立委問到央行總裁任內最開心的事，答曰在兩次金融危機下，「我國受到影響最小，是最寬慰的事。」 彭的穩定之功不容抹殺，但為「維穩」而犧牲的機會亦有目共睹。隨著他當家二十年的時代結束，下一個二十年，我們仍要一個「穩定壓倒一切」的央行？抑或犧牲一點穩定，帶來更多機會的央行？這才是討論央行角色最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