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二日是美國前總統甘迺迪（John Kennedy）遇刺五十週年紀念日。對於生在那個時代的人來說，這是一樁令人震驚至極的事件，震驚到甚至記得自己乍聽到這消息時人在哪裡、做什麼。我在非洲肯亞奈洛比（Nairobi），看到斗大新聞標題時正要下火車。 甘迺迪在達拉斯（Dallas）遇刺時才四十六歲，兇手奧斯華（Lee Harvey Oswald）是一位已投奔前蘇聯（Soviet Union）陣營，心生不滿的前海軍士兵。甘迺迪一生儘管飽受疾病折磨，始終給人充滿朝氣、活力十足的印象，也因此，他的死多了幾分戲劇性與沉重感。 甘迺迪的犧牲，使得許多美國人把他擺到與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及林肯（Abraham Lincoln）等偉大總統一樣崇高的地位，但歷史學家對他的評價則保留得多。批評者點明，他不時荒淫無度、政績貧乏、毫無建樹。儘管甘迺迪大談公民權利、減稅、脫貧，事實上卻是繼任的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利用甘迺迪之死及自己出色的政治技巧，才在這些領域通過許多歷史性立法。 在位不到三年 推動登月，扭轉古巴危機 二○○九年，一項針對美國六十五位研究歷任總統學者所做的民調，甘迺迪名列最重要總統第六名；近期還有一份針對在英國的美國政治專家所進行的調查，甘迺迪則排在第十五名。對一位任職不到三年的總統來說，這些名次非常突出，但究竟甘迺迪完成了什麼成就？如果他沒死，歷史會有何不同？ 我在拙著《總統領導與創造美國時代》（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ra）中，將總統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以「轉型」（transformational）為目標，尋求能帶動重要變革的偉大遠見，另一類則是善於「執行」的領導者，更著重在「操作層面」，確保國家這列火車能站站準時並跑在正確的軌道上。 甘迺迪是行動主義者，更是懂得激勵人心的偉大溝通者，因此，似乎可說是一個「轉型」的總統。在一九六○年代的競選宣傳中，他承諾要「讓國家再出發」（get the country moving again）。 甘迺迪在就職演說上強調「犧牲」，因而留下一句名言：「別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他成立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並與拉丁美洲組成進步聯盟（Alliance for Progress）；他訂定「阿波羅計畫」，讓美國在一九六○年代末期成功登陸月球。 然而，儘管甘迺迪活躍又善於辭令，生性謹慎的他卻並非思考型人格。正如總統歷史學家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所說：「甘迺迪欠缺高瞻遠矚的能力」。 我們不應該批評甘迺迪「說得到、做不到」，反而要對此心存感激，因為，他在充滿非議的環境下仍審慎行事、重視執行細節，而不是滿腦子空想、盲目轉型。甘迺迪在短短任期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處理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他成功平息了可能是自核子時代開啟以來最危險的一段波折。 一個爛攤留給後任 增派駐員，支持越南政變 確實，甘迺迪處理古巴「豬灣事件」（Bay of Pigs invasion）笨手笨腳；中央情報局針對卡斯楚政權制定出代號「行動」的秘密暗殺計畫，讓前蘇聯一度認定他的盟友遭受威脅。這些，甘迺迪都該被指責。但他能從豬灣事件的失敗中學到教訓，在前蘇聯於古巴部署核武飛彈事件之後，改採謹慎的危機處理程序。 許多甘迺迪的顧問與美國軍方領導人都促請他發動空襲、揮兵進攻，我們現在知道，那麼做極可能導致前蘇聯的戰地指揮官動用戰術性核武。當甘迺迪在與前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協商退兵時，反而是採拖延戰術、不急著做決定。 此外，甘迺迪還從古巴導彈危機中學到更多：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他針對平息冷戰緊張局勢發表演說：「因此，我談的和平，是理性之人必要的理性結局。」就一位總統暢談他對和平的想法而言，甘迺迪的觀點並不新穎，但他依循其觀點協商出第一個核武管制協定《部分禁核試條約》（Limited Test Ban Treaty）。 關於甘迺迪總統生涯以及他遇刺身亡對美國外交政策造成何種影響，人們有著永不得其解的大哉問：「關於越戰，他會怎麼做？」當初他就任總統時，美國在南越只有幾百名顧問，他把人數增加到一萬六千人。到最後，詹森將美國軍隊增兵到五十萬以上。許多支持甘迺迪的人聲稱，他永遠不會犯這種錯。但他曾經支持越南政變，推翻南越總統吳廷琰（Ngo Dinh Diem），留給詹森一個爛攤子及一群建議不要撤兵的顧問團。 有部分甘迺迪的激進支持者，如歷史作家史列辛格（Schlesinger, Jr）、甘迺迪的文膽索倫森（Theodore Sorensen）曾寫道，甘迺迪計畫在一九六四年連任之後自越南撤兵，他們還說，甘迺迪告訴曼斯斐爾（Mike Mansfield）參議員，這個就是他的計畫。然而，有人質疑，甘迺迪在公開場合總是說，美國必須在越南贏得勝利。這道問題的答案將永遠是個謎。 在我看來，甘迺迪是一位好總統，但並非雄才大略的總統。他的好，不單是他激勵人心的才華，還有面對複雜外交政策決定時的深謀遠慮。我們該感到幸運的是，他是個在外交政策上展現「執行」多於「轉型」的總統；而該遺憾的則是他只帶領我們一千個日子，就溘然而去。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