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正處於一場革命的開端，只不過，這場革命的源頭出人意料：醫學院和醫學研究。 神經科學（Neuroscience）這門解讀人類頭殼裡的器官大腦如何工作的科學，正在改變我們看待人類決策過程的方式。這些發現也將不可避免的改變我們如何看待經濟運轉的方式。簡單來說，我們正在迎接「神經經濟學」（Neuroeconomics）的曙光。 何謂神經經濟學？ 打開大腦，找經濟理論的生理基礎 將神經科學與經濟學連結起來，是近幾年才興起的研究趨勢，神經經濟學依舊處於雛形階段，但發端卻是遵循這一條路徑：科學革命總是起源於完全始料未及的地方。 如果不能提出新的基本道理，任何科學都會走入死胡同。學者們將陷於現有方法，即該學科中已被接受的語言和假設，久久無法自拔，他們的研究也將陷入瑣碎和微不足道的輪迴。 接著，從未涉足傳統做法的人往往會帶來激勵人心的新元素，新思想啟發年輕學者和少數思想開放的老學者，這兩種人都願意學習新科學和新研究方法。在此過程中，科學革命便誕生了。 最近，神經經濟學革命連續跨越幾座里程碑，引人注目的成果包括神經經濟學家格萊齊（Paul Glimcher）去年出版的新書《神經經濟學分析基礎》（Foundations of Neuroeconomic Analysis），該書的標題顯然來自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於一九四七年出版的經典著作《經濟學分析基礎》（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這是上一次經濟理論革命的起點。 格萊齊本人任教於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經濟學系（同時也兼任紐約大學神經科學中心職位）。不過，對大部分經濟學家而言，格萊齊簡直就是來自外太空的訪客。 畢竟，他是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ool of Medicine）神經科學系取得博士學位。此外，像他這樣的神經經濟學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與這些正統的經濟學派知識舒適圈格格不入。格萊齊這一派研究者，試圖將經濟學的核心概念與大腦的具體結構聯繫起來，以此推動經濟學進步。 大體上，現代經濟學和金融學理論基於人類理性的假設，即人類總是系統性的最大化自身的快樂程度，即經濟學家所謂的「實用性」（utility）。 薩繆爾森在一九四七年提出這一主題時，他並沒有將研究目光投向大腦，而是提出了「顯示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人彰顯其目標的方式，唯有透過觀察其經濟行為而來。在薩繆爾森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家，將研究建立在理性假設的基礎上，而不是決定思考和行為的生理結構上。 因此，格萊齊對流行的經濟學理論充滿懷疑，一直在尋找經濟理論的生理基礎，試圖發現背後的大腦機制將「軟」效用理論轉變為「硬」效用理論。 有何重大發現？ 辨識出處理金融危機的大腦四鑰 特別的是，格萊齊試圖辨識出，處理人們面臨不確定性時的效用理論要素的大腦結構：「一、主觀價值；二、機率；三、主觀價值和機率的乘積（期望主觀價值）；以及四、選取各種選項組合中，具有最大『期望主觀價值』元素的神經電腦機制等。」 格萊齊和他的同事已經發現不少誘人的證據，但離大體上揭示基礎大腦結構還有一段距離。也許這是因為這類大腦結構根本不存在，整個「實用性」最大化理論全盤皆錯，或至少需要重大修正。果真如此的話，光是這一結論，就將從根本上動搖經濟學。 另一個激勵神經科學家的方向是，大腦如何處理模糊情形，即機率未知或其他高度相關資訊無法獲得的情況。根據已經發現的結果，大腦用來處理機率情況一目瞭然的區域，與其處理機率未知的區域是不同的。 這成果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人們如何處理像金融市場和危機來襲等情形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認為，大部分經濟決策都是在機率未知的模糊情況下做成。他推論，我們大部分的商業週期是受「動物精神」波動的推動所致，所謂「動物精神」是指不為經濟學家所理解的精神力量。 當然，經濟學領域裡有一個問題：當危機來臨時，有多少經濟學家，就出現多少種干預辦法。經濟是非常複雜的結構，洞察經濟依賴於理解經濟的法律、規則、商業活動和習俗、資產負債表等諸多細節。 但是，終有一天，我們將更精確理解大腦功能的生理結構基礎，以便更仔細了解經濟如何發揮作用（或如何起不了作用）。這些大腦結構是將大腦比喻成電腦的基礎，前者是通過神經軸突和樹突相互交流的神經元網絡，後者是通過電路相互聯繫的電晶體網絡。經濟將成為新的類比，即藉由電子和其他通訊手段相互聯繫的人際網絡。 大腦、電腦和經濟，這三者均是以透過個體單元，即神經元、電晶體或個人的合作和行為，解決基本資訊問題的機制。 只要我們理解這三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如何解決問題，及如何克服解決問題中出現的障礙，發現突破，都能將其推廣到其他兩者。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