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賽德克．巴萊》裡，公學校前的槍響，點燃賽德克族與日本人的戰火，瞬間，爆炸四起，哭聲、哀嚎聲此起彼落……。為了這場二十多分鐘的戰役，他戴上耳機、關在錄音室內，整整五個月沒有休假，哪怕只是一、兩秒的槍聲，也得仔細分析、處理。 他是音效師杜篤之，《賽德克．巴萊》的聲音導演，從影三十八年，曾獲得國家文藝獎、八座金馬獎，台灣電影界的第一人。杜篤之的名字，已經成為電影中聲音的代名詞，帶領台灣走向國際影壇。 二○○一年，杜篤之打敗《史瑞克》、《紅磨坊》等好萊塢強片，以《千禧曼波》、《你那邊幾點》獲得法國坎城影展高等技術獎，「他的參與、意見，都是給我的最好指導，」評審會議上，已故導演楊德昌這樣盛讚杜篤之。 即使縱橫國內外影展，今年又以《賽德克．巴萊》問鼎金馬獎，談到花了半輩子的音效工作，杜篤之卻說：「其實我們做了什麼，永遠只有導演和我知道。」 聲音，就像電影裡的小配角，觀眾或許有印象，卻不會注意，甚至連長相都忘了。 但杜篤之認為，雖然電影最吸引人的是影像，可是，「音效就像樂隊裡敲鑼打鼓的，如果都打對了，大家會融入劇情，成就一部好電影，如果打不好，馬上被抓包。」而他入行至今，一直追求的，就是如何在最被忽略之處，找尋更多的可能性。 要求自然發音 不斷重錄，被配音員抵制 杜篤之對聲音的啟蒙，與他天生反骨的個性有關。高中念電機，喜歡音響，經常把父親的收音機解體，還把喇叭放到水裡做實驗。畢業後，進入中影，展開數十年的聲音革命。 早期電影都是「事後配音」，音效在錄音室完成，音效師提個皮箱上班，裡面裝滿道具，現場敲打，就配好一部電影，演員對白則交給配音員錄製。 杜篤之卻覺得這樣不合理，「我白天在錄音室裡給某位配音員錄音，下班回家，路邊收音機傳來還是他的聲音，回家打開電視，又是他……，不管哪種年齡、身分，都是同樣的聲音，現實生活不是這樣子嘛。」 於是，他要求配音員自然發音，不斷停機、重錄，因而被某些大咖列為黑名單，有人聽到是他錄音，就自動罷工。但杜篤之反而跑到中影門口「拉客」，找人配台詞，「年輕叛逆吧，做了很多實驗，有些老師傅就說我不會錄音，聲音錄得不清不楚，亂搞一通……。」 推翻罐頭音效 整夜待隧道錄車輾馬路聲 捨棄既有的「罐頭音效」，杜篤之記錄在地聲音，為了追求真實感，細膩到連街道聲都要分地點、時間，即使被取笑浪費時間、浪費錢，他還是堅持，「這是我想要的。」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張靚蓓就說，杜篤之有次在辛亥隧裡道蹲了一整晚，不怕被警察盤問，只為了錄下車輪輾過柏油路的聲音。 直到搭上一九八○年代台灣新電影浪潮，和侯孝賢、楊德昌等新導演合作，杜篤之想改變的決心，才一觸即發。 「我們原本就在『蠻荒時代』，只要肯改變一點點，都有效果。」有了先前經驗，杜篤之說服導演張佩成，去除電影《小逃犯》的配樂，他獨自重回拍片現場，蒐集各種門聲、抽屜聲，改用真實音效，營造主角與殺人犯對峙的緊張氣氛。 過去，根本沒有人敢想像，沒有配樂的電影，會是什麼樣子。但是，杜篤之的創新，讓他摘下生平第一座桂冠─—亞太影展「最佳音效」。那年，他才二十九歲，台灣電影的聲音技術，就此走向改革之路。 從錄音助理幹起，杜篤之不到三十歲就升上副技師，比其他人快了十年，即使升遷快、得獎多，他卻沒有停下腳步。接下來，杜篤之發現，音效技術面臨瓶頸，如果不徹底改變事後配音的邏輯，要讓聲音更加真實、細緻，根本不可能。 導入同步錄音 《悲情城市》扭轉電影史 於是，他開始計畫拍一部從頭到尾「同步錄音」的電影，「以前大家覺得不可能，只要攝影機一開，馬達那麼大聲，怎麼錄？」 直到有次，侯孝賢打電話給杜篤之，「他跟我說，因為有些國外資金，我們可以試試，當晚我興奮到睡不著覺！」 同步錄音是杜篤之入行以來的夢想，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這樣做。他只有一台錄音機、兩支麥克風，為了降低噪音干擾，還得從香港借來隔音攝影機，就在如此克難的狀況下，打造台灣第一部同步錄音的電影——《悲情城市》。 杜篤之一個念頭，扭轉了台灣電影的命運。因此，國片才有同步錄音的概念，《悲情城市》也奪下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成為台灣首部揚名國際的電影。 因為《悲情城市》叫好，侯孝賢開了張支票，一百多萬，當時可買下一棟房子，讓杜篤之用這筆錢買設備，做電影教育、訓練下一代，讓他成為台灣電影界幕後的聲音導演。 「他用聲音改變了台灣電影的樣貌。」政大廣電系副教授陳儒修說，杜篤之改變傳統、向外尋求真實聲音，奠定了台灣電影的美學、技術基礎，讓觀眾不只是「看」電影，也嘗試「聽」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