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喜馬拉雅山腳的小國不丹，向來以兩件事聞名國際：為了減少觀光客湧入，所以制定高額簽證費、為促進「國家快樂力」（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而非經濟成長的政策。這兩者之間息息相關：觀光客越多，可能會推動經濟發展沒錯，但他們有可能破壞不丹的環境與文化，如此一來最終會降低幸福感。 當我第一次聽見不丹以「追求國民幸福最大化」為目標時，曾懷疑它是否具有實際意義，或者只是另一個政治口號。 兩種方法，衡量幸福 用快樂減去痛苦，或問生活滿意度 上個月，我赴不丹首都廷布（Thimphu），參加一場關於「經濟發展與幸福」的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演講。這場研討會由不丹首相廷里（Jigme Y. Thinley）與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所長薩克斯（Jeffrey Sachs）共同主辦，後者亦是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的特別顧問。我從中了解到，它真的不只是一句口號。 在此之前，我所參加過的研討會中，沒有哪一場如此受到國家政府重視。 我原以為，廷里會以一番正式的歡迎致詞為研討會揭開序幕，之後就回到他的辦公室裡。然而事實是，他的演說卻是歷經深思熟慮後的觀點，針對國家政策如何促進幸福感的種種重要問題。往後兩天半的議程中他始終待在會場，並對我們的討論提出中肯的反饋。其中大多數研討還有好幾位內閣部長也出席了。 自古以來，幸福感普遍被視為良意善行，但當我們試圖找到足以界定並衡量它的共識時，問題便油然而生。 重要問題之一是，我們應該如何衡量幸福？愉快感扣除一生所經歷之痛苦後所得到的盈餘順差？或是視其為我們對生活的滿意度？ 前者方法試著加總人們擁有正向感受時刻的總次數，然後減去負向感受時刻的總次數，若最後結果大體是正向，就認為此人的人生是幸福的，反之，則為不幸福。因此，要以這樣方式衡量幸福，必須隨機抽樣人們的生存片刻，並試圖釐清他們正在經歷正面或負面心理狀態。 第二種方法則是詢問人們：「人生至此，你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多滿意？」如果答案是滿意或非常滿意，他們就是幸福的，否則，就屬於不幸福。然而，我們在了解種種最能貼切詮釋促進幸福之道時，有個問題出現了，即基本的價值觀問題。 兩種答案，因國力而異 窮國較快樂，富國則滿意度高 採用第一種方法的調查顯示，諸如尼日、墨西哥、巴西和波多黎各等國家所得到的反應都不錯，這結果表明，人民的答案與國家文化的關係，或許遠高於與健康、教育或生活水準等客觀指標的關係。 若是採用第二種方式，答案則傾向是丹麥、瑞士等富裕國家名列前茅。不過，我們無法清楚判斷，以不同語言與不同文化進行問卷調查，人們的答案是否真正意指同樣的事。 我們可能都會認同，國家的目標應是朝向提升幸福感，而非收入或國內生產毛額（GDP），但幸福若無客觀定義，那麼一切討論是否真有意義？ 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有句名言：「我寧要模糊的正確，而不要精確的錯誤。」他點明了，當想法乍現，它們往往還是糾結混亂的線索，需要一遍遍釐清。把幸福當作國家政策目標的想法，或許正符合此意。 聯合國帶頭，學習不丹 尋找GDP以外實現幸福的對策 我們學得到如何衡量幸福嗎？不丹政府十二年前成立的不丹研究中心，現正著手處理其針對逾八千名不丹人進行訪談的結果。這份訪談不僅記錄主觀因素如：受訪者對於他們生活的滿意程度，也包含：生活水準、健康、教育、文化參與、社群活躍、生態健康及工作與其他活動之間是否維持均衡等客觀因素。 目前尚不清楚，如此多元化的因素之間能否妥適的建立起彼此的關聯，而且欲簡化它們，也需要一些高難度的價值判斷。 不丹還設立了由首相親任主席的國家快樂力委員會，審查政府各部門所上呈的所有新政策提案，如有哪個政策被發現違背促進國家快樂力的目標，就會被打回票，發回該部門再議。沒有委員會批准，絕對走不到下一步。 最近，有項頗具爭議的法案確實通過了，即禁售菸草。此舉意味著，政府寧可採取強硬手段，也要捍衛最大化整體幸福感的意願有多強烈。不丹人民可以從印度帶進少量的香菸或菸草，供自己使用，但不許轉手銷售；而且不管何時，他們在公共場合吸菸，都必須隨身攜帶進口稅的完稅憑證。 七月，聯合國大會在無異議情況下，通過一項由不丹所倡議的法案，即正式認可追求幸福是一項基本人類目標，而且強調GDP無法反映該目標。此決議要求各成員國去發展額外更能體現幸福目標的對策。 大會同時欣然同意由不丹在本月（編按：已於九月十三日開幕）開幕的第六十六屆聯合國大會會期中，召集專案小組討論幸福和福祉主題。 這類討論是現正興起的國際運動一部分，目的在於將政府政策重新導向幸福。我們應衷心期盼它能有好成效，並希望這個目標最終能成為全球福祉，而非只是某個國家的幸福。（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