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同意，當前的世界經濟生病了，然而，病因為何，卻因為每個人處於這世界的位置不同，出現各說各話的結果。 在美國，人們將矛頭指向中國，認為貨幣政策造成貿易不平衡，還毀掉美國的就業市場；韓國或巴西則抱怨美國聯準會的超寬鬆貨幣政策，讓熱錢流竄，導致恐怖的資產泡沫；德國則出現另類聲浪，將責任推到歐洲其他國家或美國身上，它們財政敗壞，而且不肯認真推動結構性改革。 這個美麗的錯誤，親愛的布魯圖（Marcus Junius Brutus，深得羅馬帝國時期凱撒大帝寵愛的養子，最後成功與老臣共謀行刺君王），不是你的錯，更不是任何一位政治決策明星該承擔的責任。 只能說是拜全球化所賜，這個罪過就藏在與我們貿易往來的夥伴之中。 提升G20影響力有用嗎？ 國際規則再嚴謹，也管不了各國自利心態 這說法似乎是為自己找託詞，但也並非全然沒有參考價值。畢竟，隨著各國經濟往來日深，這一邊有人做個決策，勢必影響其他多邊夥伴，往往還會帶來意料之外的後果。 美國次級房貸危機製造的火花，單靠國內管理不當是燒不起來的；全球「儲蓄過剩」更是助長烈火燎原的乾草堆，它搔得眾家銀行心癢難耐，一股腦兒四處追逐高獲益。本土危機迅速擴散成為全球性崩盤。而扮演最後貸方或刺激財政協調角色的全球性機構功能不彰，則是讓危機加劇且復原遲緩。 如今，各國於挽救財政、貨幣、匯率問題的政策仍是各自為政，出現互相排擠的結果，極可能形成貨幣戰爭與保護主義的僵局。我們如何整合這些「異」見，是當下所面臨最大的經濟問題。 在各國內部政治力運作見效前，有一派深得技術官僚與多數政策制定者偏好的做法是，從一個更大的全球管理權力身上尋求慰藉。畢竟，全球性的問題當然需要全球性的解決辦法，亦即從強化國際性機構的體質與地位、提升G20等全球性論壇的影響力、協調出更嚴謹的國際規範和準則（比方說資本適足）等。 又有一派則認為，應先承認全球管理權力終究難以處處完善，繼則設法減緩全球化過程中產生的副作用，就像是朝著滾動的巨輪撒下沙子，增加阻力，一來可為國內政策爭取空間，二來是當其他國家所採行的政策出現不當影響時加以限制。這做法看似帶有保護主義色彩，但最終應可確保較持久可行的全球化。 當今世界經濟惹上的諸多麻煩中，有些起因於我們不願承認的事實：無論我們多麼努力假裝國內政策確實遵守共同承諾或履行國際義務，落實國內政策永遠比克盡全球責任重要。說到例子，可是不勝枚舉。 WTO規範越多錯越多？ 限制中國工業政策，反讓它取巧引發失衡 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烏拉圭回合，將許多開發中國家實行的補貼與工業政策，都納入嚴格的國際規範中，故被廣泛認為成功。然而這類WTO的約束，不過是讓各國巧變其他手段去追求原本的目標罷了。 中國的例子更讓這類約束顯得愚蠢至極。中國在二○○一年成為WTO成員，不能再大剌剌擺明依賴關稅與補貼，於是開始藉由貶低人民幣的方式振興產業。這麼一來，中國的經常帳盈餘變得飛快成長，進而對全球總體經濟造成打擊，嚴重失衡，甚至為美中經濟關係帶來緊張。 如果當初不要對中國和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工業政策強加諸多限制，世界經濟或許會比現狀好得多。再進一步想，倘若各國堅持，中國的貿易平衡必須接受多邊監督，那就應釋出一些好處做為補償。 同樣的，當新興國家對全球化金融活動開放國門時，原以為資金流入有助經濟發展，且只要有得宜的總體經濟政策與審慎規範（伴隨國際金融機構的支援），就能幫助它們處理後續引發的不當影響。然而，結果證明了金融市場只能有福同享，期待有難同當就是妄想了。 擴大全球管理權力有用嗎？ 恐只能任由一堆無用規則來收場 開發中國家想在善變的金融市場裡捍衛自家經濟，被迫嘗試代價昂貴的做法；而堪虞的是，它們不得不採取貨幣干預和累積外匯存底等策略，會同時把金融不穩定性輸出其他國家。只是，當初開放市場時，各國若都能多一點謹慎行事，現在便不會落得如此無處轉圜。 贊成應有更大的全球管理權力這一派支持者曾提出警告，欠缺嚴格的國際性經濟規則，將讓所有國家雪上加霜。它把世界經濟的問題類比成全球氣候議題，以為恢復氣候正常與穩定的做法有賴全球攜手共同努力，而非地方性的狹見。但此言是個錯誤。 經濟學家教我們了解開放貿易的優點，是因這麼做能讓「我們」從中獲益，而不在於它也讓其他人獲益。不像為全球氣候須限制自家汙染排放量，把國內經濟對全球市場開放，「我們」也必然會接收到其中好處。 這樣一個由追求各自利益的眾多國家所構成的世界經濟體系，或許不會達到高度全球化，但總的來說，至少會是個開放交流的世界。 目前全球經濟陷入困境，各國政府各憑本事因應，顯見政策交相賊的副作用，的確亟須一些規範以引導解套。惟考量國家特權與國際規則平衡之際，應創造出政治現實上的利處，若太著力於全球管理權力的層面上，最後恐怕只能任由一堆徒被嘲諷的無用規則來收場。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