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多年老友最近和我分享：終於學會說「對不起」了。 故事如下：日前他和兒子開車經過某十字路口，碰到紅燈停下，兒子對他說：「當年就在這個路口，你罵我功課不好，一定考不上大學，不如去做乞丐……」我朋友早忘了那件事，而且兒子後來也念上了好大學，心想，自己過去脾氣的確不好，既然兒子仍耿耿於懷，二話不說，立刻道歉：「對不起，爸爸當年不該……。」 聽完朋友這番「今是昨非」的告白，我敬佩恭賀之餘，心裡卻覺得怪怪的。想了一會兒，忍不住說：「你做爸爸的能跟兒子說對不起，真是了不起。但我覺得道歉詞若能改一改，可能會更好。」他問「怎麼改？」我說不妨這樣講：「爸爸當年一定是沒做對，害你被罵不服氣，而且還記那麼久。爸爸向你道歉。」我說，罵孩子不一定錯，罵到他不服氣才是錯，而且教孩子懂得反省和原諒，也很重要。我朋友點頭稱是。 接著我想起，自己上一次很「出名」的道歉，是代表《商業周刊》為「水蜜桃阿嬤」事件公開道歉。當事件發生時，媒體沸沸揚揚，同事也群情激憤。我花了很大力氣，終於說服同事：「我們就算對九分，至少也有一分不周到……，而且台灣媒體和政治生態如此惡劣，一旦被有心人抓到小辮子，就再也沒機會說清楚任何事了。」第二天，我在記者會上鞠躬道歉，同時捐了兩百萬元給「水蜜桃阿嬤」（違反我們做公益不針對特定當事人的一貫原則）。 從此，《商業周刊》最受好評的「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年度專題，暫時走入了歷史，同事們對公益報導和活動，開始戒慎恐懼、舉步維艱。 回頭看那次的道歉事件，從商周設定「停損點」的公關作為看，應該是正確的選擇。但從長遠影響看，其實大家都是輸家。道歉的意義何在？能不能讓下一次變得更好？坦白說，就算有機會再來一次，我還是不清楚該怎麼做。 我審視自己的「道歉史」，歸納出四種境界：一、克服自己的個性，有錯就說對不起；二、克服自己的執著，就算自認有理，還願意說對不起；三、只要對方需要，隨時可以說對不起；四、人我兩忘，只為大家以後都能更好而說對不起。 中華文化真是太有智慧了：就算是「對」，還是擔「不起」啊；就算知道「對不起」，還得有慈悲、有智慧，才能做到啊。「對不起」哪有那麼簡單？ 我對老友「下指導棋」，講的是「對不起」的最高境界，但我自己常做不到。我覺得，如果台灣人有半數能做到前三種「對不起」境界中的任何一種，就世界大同啦。你覺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