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居住在高所得或高成長國家的人口還不到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今天，這個比例已經提升到近三分之二。但遺憾的是，其餘二十億人仍居住在所得停滯，甚至負成長的地區。更嚴重的是，估計到了二○五○年，全球將增加三十億人口，而所增加的三十億人口中，約有三分之二將居住在目前所得僅呈現微幅成長或甚至零成長的國家。 當務之急，就是使較為貧窮的國家轉型至高成長國家。世銀所資助的「成長暨發展委員會」（Commission on Growth & Development）主要由開發中國家的決策首長所組成，史丹佛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賓塞（Michael Spence）擔任主席，該委員會最新發布的〈成長報告〉（Growth Report），主要就是針對此問題進行研究。 那麼，這篇研究報告有什麼成果嗎？完全沒有，紐約大學的伊斯特利教授（William Easterly）對其內容嗤之以鼻！他直指西方世界自二次大戰以來便以所謂「發展專家」（development expert）的態度對待窮國，而該報告楬櫫的實用主義，則是象徵了「『發展專家』典範終於分崩瓦解。」 於是乎，伊斯特利教授迫不及待提出自己的專家意見，即，「經濟和政治自由度越高，貧窮程度越低」。此言甚是！但伊斯特利教授批判該報告的同時，自己所提出的見解卻似乎更為空洞。伊斯特利教授認為政治自由很重要，那是不是說，中國的發展是個劫數呢？顯然不是。他認為經濟自由很重要，那是不是說，南韓政府採行的干預主義是一場災難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立論出發點： 沒成長，窮國沒機會財富重分配 與伊斯特利教授的看法恰恰相反，〈成長報告〉的確有助於決策者理解此一課題。最重要的是，該報告強調經濟成長本身的重要性，而許多經濟顧問和激進人士在一九九○年代乃至二○○○年代初期，都對此有所忽略。經濟成長不代表一切，但卻是所有事情的根本。國家越窮，經濟成長就越形重要，其部分原因在於，沒有成長，就遑論財富重分配；另外部分原因則是，所得提高，才能照顧到最貧窮人口的福利。 不過，這份研究報告探討的不僅於此。它分析過去至少二十五年、每年經濟成長率平均達七％的十三個國家或地區，分別是波札那、巴西、中國、香港、印尼、日本、南韓、馬來西亞、馬爾他、阿曼、新加坡、台灣和泰國。印度和越南似乎也可能符合以上條件。但並非所有這些國家都能持續成長：巴西和印尼就是退步的重要例證。這些國家在許多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尤其是國土面積、資源和文化等方面。 發現五大共通點： 不強調自由化，更側重政府角色 雖然如此，報告指出這些差異頗大的國家或地區有五個共通點：充分利用世界經濟帶來的機會；維持總體經濟的穩定；持續不墜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資源分配交由市場機制來進行；以及認真努力、具有公信力的有為政府。 這幾點與一九九○年代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編按：主張政府減少干預經濟，讓市場機制自行運作）不謀而合，均著重在總體經濟的穩定、貿易和市場機制。但〈成長報告〉的重心則不同：它不強調私有化、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而是側重所謂「發展型國家」扮演的角色。 除了這些原則外，〈成長報告〉還提出快速成長的「要素」。它表示：「我們無法斷言這些要素是快速成長的充分條件，同樣的，亦無法斷言所有這些要素是快速成長的必要條件。不過我們認為，歷經十幾、二十年的快速成長後，所有這些要素可能更顯重要。」 這些要素包括像：投資支出至少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的四分之一，其中投入基礎建設的經費約占ＧＤＰ的五％至七％；民間部門及政府部門投入教育、訓練和衛生的支出占ＧＤＰ的七％至八％。其他要素還包括：利用貿易機會和外來直接投資，促成國外技術移轉；坦然接受競爭、結構變化和都市化發展；有競爭力的勞動市場；於發展之初即注重環境保護；以及機會均等，尤其是女性的機會均等。 〈成長報告〉也針對部分具爭議性的議題提出實用的指引：產業政策和促進出口成長的角色；低匯率政策的優缺點；開放資本自由流動的幅度與時間表；以及解決金融業固有的困境。 具備一個主軸： 有為政府才能催動快速發展 貫穿整份報告的主軸，在於其主張政府的積極性作為具有正面影響，這種立場當然是反映了「成長暨發展委員會」的組成結構及其所設定的目標讀者。該報告也有明顯的缺失，就是它沒有提及有效能的政府是如何產生的。不過，其立論是正確的：快速發展發生在擁有效能政府的強勢國家身上，不會發生在弱勢國家。 另外也很重要的是，〈成長報告〉針對一些重大問題提出有益的討論：例如，非洲國家的成長，該地區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資源短缺的內陸國家；小國的成長；以及天然資源豐富國家的成長。資源豐富的國家常見的尋租行為（rent-seeking）（譯註：簡單來說，是指透過特權謀取不當利益的行為）、貪污和內亂，影響成長甚鉅。 提出不當政策清單： 補貼能源、匯率急升赫然上榜 這份報告也特別列出應予避免的不當政策清單，例如：補貼能源（尤其是當今的情況）；為處理失業問題而增招公務員，扮演「最後雇主」的角色；為了減少財政赤字而刪減基礎建設的經費；針對特定產業提供保護政策；運用價格管制來遏止通貨膨脹；為維持國內物價在低檔而禁止出口；都市基礎建設的投資不足；公務人員的薪資過低，例如教師；以及放任匯率急遽大幅升值。 這份報告應視是開發中國家加速經濟成長的實用政策指南。它強調：國家一旦發展到中間所得的狀態，成長常常隨之減緩，部分原因就在於，隨著經濟發展，政策與政治也必須跟著改變才行。 想要持續不斷的快速成長，是相當不容易的，此一體會並非是要駁斥該報告的結論，而是承認我們對於這樣複雜的經濟、社會與政治過程，所知多麼有限。沒錯，這份報告的口吻謙卑，因為經濟學者有太多值得謙卑之處；但謙虛不應被誤認為是全然的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