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正是當今中國大陸的寫照。儘管北京已下令企業復工生產，各地復工卻未盡理想。究其原因，中央以新感染數衡量地方績效，使地方官為保烏紗帽，「只要零感染，不惜零成長。」未來中國大陸生產要復原仍困難重重。
據《人民日報》等官媒消息，除湖北外，中國大陸各地新增肺炎確診數有下降之勢。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也說疫情是「可控的」，並下令「推動企業復工復產」。
陸企想復工，還得政府審批、附健康證明
然而許多地方卻和中央不同調。據《人民日報》旗下《中國經濟周刊》2月21日調查報導，不少地方復工困難重重：在東莞，截至2月10日12時，東莞市累計開工復工的企業有4491家。而據天眼查查詢數據顯示，註冊地為「東莞市」的企業數量超過30萬家，其中註冊資金為人民幣100萬元內的中小型企業數量約占1/3。如以這個數據為母體，則東莞市的復工率不到2%。
另外有江蘇的企業主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他所在的園區大約有700家企業，到2月18日，拿到復工批准的一共還不到30家，復工率僅4%。
這是因為企業復工須經地方政府層層審批。有些企業主就問：「停工不要批，復工為什麼要批？」
有的企業為申請復工，蓋了8個紅印章；或被要求填15個表格、2份承諾書，制定1個緊急預備方案、復工方案、餐廳防護措施和宿舍防護措施，共計21份材料。但即使繳了這些資料，也未必能保證復工，「有的地方復工審批每天的比例不足申請企業數量的1%。」
應付這些官僚程序還不是最糟的，「有的地方乾脆不受理復工申請。」就算企業想復工，連交這些表格、蓋章的機會都沒有。
對勞工來說，想上班也困難重重。地方政府為控制疫情封路封村，一位家住湖南邵陽、在深圳上班的楊偉說，地方官下令沒戴口罩不能出門，但一般人在藥局根本買不到口罩，因此他也無法回去深圳上班。
在湖南婁底，村民要出門須拿到村委會發的許可證，條件是附個人健康證明。但能開立健康證明的醫院卻在城鎮上，村民說：「我出不了門，怎麼拿到健康證明？」這成了一個無法打破的循環。
封路的影響也開始顯現。浙江寧波一位民眾稱，他們很多工人來自河南、安徽，因為公共運輸不通而回不來，雖然名義上開工，「復工率不到40%。」湖南一家公司稱，在濟南和天津的子公司已經復工，「但只能本地人上班，」湖南人員和車輛都不能進濟南，如果進入須找地方隔離14天，「這帶來很大的困擾。」
雖然中央下達復工命令，實際執行卻在地方政府。《中國經濟周刊》表示，目前省一級的政策是開放的，但真正的責任都壓到了第一線的村委、社區身上，「他們是不放人的。」南昌贛江新區某組團內部人士說，他們派車去鄉鎮接員工復工，鄉鎮工作人員卻推說車輛進不來，「即便車輛進去了，最後也出不來。」這位內部人士說，在江西上饒、九江、豐城等疫情較為嚴重的地區，「這些地方鄉鎮還是不敢放人。」
即使在已復工的地方，企業也不好過。杭州發布的通知，明訂企業復工「6個必須」，要求企業負責人承擔防疫工作第一責任人，若有問題，「自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有的地方要求工廠復工須有充足的口罩等物資。江鈴汽車一家已復工的上游供應商說，「倘若企業上報復工人數為100人，要按每人每天2個、儲存15天以上的量才允許企業開工。」
然而如今企業很難買到口罩等防疫物資，達不到標準的企業怎麼辦？《中國經濟周刊》稱，2月19日，中部某市常委會上，主管領導說，在2月底前確保一定規模以上企業全部復工，至於防疫物資是否充足，各企業自己去想辦法，「反正必須完成上級任務。」
中央壓地方，地方再壓企業，杭州有企業負責人說，現在只能考慮盡快復工的問題，「再不復工，企業就要垮掉了。」至於復工後出現武漢肺炎感染，要怎麼承擔責任？「還顧不上去想這個問題。」
「只要零感染，不惜零成長。」為保烏紗帽只好犧牲經濟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中央復工，地方罷工」的現象？《中國經濟周刊》點出原因：「不少地方官員抱有一種心態，認為復工出了疫情一定被追責，而經濟指標掉下來一點沒人會被追責。」
該周刊點出原因，卻未追本溯源：近來北京用新感染病例數評量地方官績效，若有新確診案例，地方官烏紗帽不保。日前湖北監獄爆發323名確診案例，獄長被免職，書記以下相關20多人全遭處份。
「兔死狐悲」，看在其他地方官眼裡，寧可不准企業復工，也不要有新感染案例。就算轄區內經濟一落千丈，只要推給大環境不佳或瘟疫肆虐。若有新病例，烏鈔帽立刻不保，只要不是傻子，每個人都知道該選哪個。
此外，北京最高領導人已出面喊話，疫情是「可控的」。若地方官轄區再添新病例，豈不打臉領袖？精明的地方官自然不會做這種蠢事。整個制度使得地方官「只要零感染，不惜零成長。」因此用種種行政手段限制企業復工，這正是中國大陸目前復工困難的主因。
若這種現象持續，中國的商品服務供給勢必下降，這意味著未來「中國製造」恐怕將漲價。尤其近來人民銀行（央行）不斷灑幣救經濟，貨幣供給量步步高升，通貨膨脹的2大要件：商品供應下降、貨幣供應大增，這2大要件皆已具備。未來全球恐怕要有面對「中國輸出通膨」的心理準備。
地方官為達績效而壓迫基層，過去中國大陸也曾出現過這種現象：毛澤東搞「大躍進」，要求農作物產量翻一倍，結果就是地方官為保官位，提高對農戶徵收口糧，不少農民因此餓死。
如今中國大陸局勢已與往日不同，但人性永遠不變：若制度使人們必須損人利己才能生存，他們就有誘因這麼做。《孟子》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恐怕是又要防疫、又要復工的北京，不能忽視的問題。
責任編輯：陳庭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