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越來越容易對民主感到失望,而美國人有時會羨慕中國的獨裁統治,因為能夠快速決定和實行良好的政策。毫無疑問,民主制度的決策及實行需要的時間比獨裁統治更長,例如中國全面採用無鉛汽油僅花一年時間,而美國卻花了十年進行辯論和法庭訴訟,才能推行這項政策。

我們羨慕中國在建設高鐵運輸網、城市地鐵系統和長途能源傳輸等方面迅速超越美國。民主懷疑論者也可以指出,透過民主選舉掌權的領導人造成大災難的例子。民主確實有這些缺點,但獨裁政權的缺點卻更嚴重,而且往往會致命。

美國享有巨大優勢,可是已有警訊顯示,今天的美國在揮霍其優勢。這些警訊中有相互關聯的特徵,正在促使原為美國歷史優勢的民主制度崩毀。

富人捐錢給強烈目標候選人

第一個問題,即政治的折衷妥協加速惡化。與獨裁政權相比,政治妥協是民主國家的基本優勢之一,因為它可以減少或阻止多數的暴政,或受挫的少數反過來癱瘓政府。

美國憲法試圖制定制衡制度,達成妥協。例如總統領導政府政策,但國會控制政府預算,眾議院議長排定眾議院對總統提案的議程。如果國會代表本身就有歧見,如果支持某種觀點的人無法獲得足夠的票數來推行他們的想法,那麼政府在採取任何行動前,就必須先行折衷妥協,這種情況經常發生。

只是從1990年代中期起,尤其是2005年左右開始,美國政治妥協一直在退化,這不僅發生在兩大政黨之間,也發生在各黨的鷹派和鴿派之間。

為什麼這種政治妥協在過去20年內加速崩解?因為沒有人願意擔任民選代表,為政府服務。我有兩位德高望重的朋友擔任參議員多年,如果他們競選連任,應會再度當選,但他們決定退休,因為國會的政治氣氛讓他們感到非常失望。

我請教了國會代表以及熟稔國會運作的人,徵詢造成此趨勢的原因,他們提出解釋之一是,競選活動的花費如天文數字般上升,使得贊助人比過去越加重要。雖然有些高階職位的候選人藉著拼湊許多小額捐款來籌募經費,但許多或大部分其他候選人卻不得不依賴少數的高額捐款。當然,捐款人之所以大手筆捐款,乃因他們對某些特定的目標有強烈的想法,因此捐款給支持這些目標的候選人。他們不會捐款給接受妥協的中間候選人。

一位夢想幻滅的友人從長期政治生涯退休後,寫信告訴我:「當今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中,我認為危害最嚴重的,是在政治體系和個人生活中的金錢偏差。收買政客和政治成果的規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大……。爭奪政治資金消耗了時間、金錢和熱忱。政治時程趨於金錢化,政治語言惡化,政客只忙於往返各自的選區,彼此互不熟識。」

政治兩極化是當今美國人面臨最危險的問題,
比我們的政治領袖所關注、
來自中國或墨西哥的競爭更加危險。

實際上,全體美國人都趨向兩極化,在政治上毫不妥協。只要看看2016年總統大選結果的地圖,投票給共和黨或民主黨的各州分別被塗成紅色或藍色,你便會發現美國兩岸和大都市現在皆一面倒向民主黨,但內陸和鄉村地區則都是共和黨。每個政黨的意識形態變得同質和極端:共和黨人變得越來越保守,民主黨人則變得越來越開放,兩黨的中間派都越來越少。調查顯示,各黨派的美國人越來越不能容忍對方,認為對方是對美國福祉的真正威脅,不希望近親與其他黨派的支持者結婚,並希望生活在街坊鄰里都與自己政治理念相同的地區。

因此,我們要回答的問題不僅是為什麼政客獨立於選民之外,變得越加不妥協,還需要了解為什麼美國選民本身也變得更不願包容,在政治立場上更不遷就。政客也只是遵從他們的選民意願。

窮人被批不努力,投票也難

下一個根本問題是不平等。美國經濟不平等加劇廣為人知,例如,最富有的1%美國人所獲得未經調整的國民收入比率,從1970年代的不到10%,增加到如今的25%以上。3位最富有的美國人(目前是傑夫.貝佐斯、比爾.蓋茲和華倫.巴菲特)淨資產總和相當於1億3千萬最貧窮美國人的淨資產總和。

偏斜情況肇因於美國政府政策和美國人態度兩者的結合。美國的「再分配」——也就是實際上把錢由富人轉移到窮人身上的政府政策,少於其他主要民主國家。

與大多數其他主要民主國家相比,美國的所得稅率、社會福利和像是發給低收入者的優惠券及補貼相對較低。部分原因是美國認為窮人之所以貧窮,是他們自己的過錯,只要他們更努力工作,就會變得富裕,政府發放給低收入戶的補助(如食物券)是濫用福利制度,讓人不勞而獲,這觀點比其他國家更普遍。

另一原因是,對選民註冊和投票的限制,以及競選經費,這些問題使富人比窮人更容易登記、投票和影響政客,從而賦予富人不成比例的政治權力。

對於投票率、社會經濟流動性下降,
大批美國政壇人物和選民,
只是把這些問題變更糟,而非解決它們。

美國人比其他國家人民更相信他們的國家是菁英體制,人們可以藉由發揮個別才能得到報酬。美國人常說的「白手起家」(rags to riches)一詞象徵的正是:美國人相信,衣衫襤褸的貧窮移民可以透過他的才能和勤奮而致富。

這個核心信念是真的嗎?社會學家以一個方法測試這種信念,在不同國家之間比較成人收入(或他們那個世代的收入等級)與其父母的收入之間的相關係數。相關係數1.0表示父母及其成年子女的相對收入完全相關:所有高收入者的父母都是高收入,所有低收入者的父母都是低收入;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毫無達到高收入的機會,社會經濟流動性為零。相反的極端情況是,如果相關係數為零,則代表低收入父母的子女獲得高收入的機會,與高收入父母的子女一樣,社會經濟流動性很高。

這些研究的結論是,和其他主要民主國家相比,美國社會經濟流動性較低,而收入的家庭世代相關性高。例如,父親如果在他那個世代屬於美國最貧窮的20%,其子女有42%也屬於世代最貧窮的20%;這些最貧窮父親只有8%的子女最後能成為最富有的20%。而北歐國家的相關百分比約為26%(低於美國人的42%)和13%(高於美國人的8%)。

遺憾的是,這個問題持續惡化。近年來美國各級政府受富人的影響越來越嚴重,結果政府通過了對富人有利的法律(如選民註冊規定和稅收政策),富人青睞的候選人越來越有可能贏得選舉,並通過更多有利於富人的法律,結局就是政府受到更多富人的影響。這聽起來似乎是惡劣的玩笑,卻是近來美國歷史的真相。

小檔案_書名:動盪

作者:賈德.戴蒙
出版社:時報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29日

賈德.戴蒙 簡介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地理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是全球唯一兩度獲英國科普書獎的作家,被譽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達爾文」。成名作《槍炮、病菌與鋼鐵》探討人類社會不平等的起源與地理成因,與《大崩壞》、《昨日世界》合稱「人類大歷史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