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在美國之根深蒂固與殘酷兇狠,很難不讓人心灰意冷、讓我們斷念放棄想讓世界更美好的夙願。但史考特跟派翠絲就是兩個最好的證人,他們會告訴你家就是最堅實的踏板,讓他們在蛻變成好爸媽、好員工跟好公民的路上越走越穩。

近百年來,美國有一個普遍共識是:家庭居住支出要以在三成以下為宜。直到不久前,這是多數租屋家庭都達得到的目標;但如今狀況惡化到難以收拾,每年有幾百萬人流落街頭或被迫委身在收容所。

貧窮者的居住正義是重大危機,這絕對是美國內政的當務之急──居住問題不但把許多底層家庭逼到瀕臨財務崩潰,甚至中等所得家庭也開始陷入泥淖。把當前美國所有租屋家庭都算進去,有超過五分之一家庭,房租就占了所得一半。

若認定「有地方住」是美國人應享有的基本人權,那我們就得思考另外一項大家受損的權利:把租屋者當成牟利的對象──越弱勢的人,就越是包租公拔毛的目標。

租屋補助反肥了房東口袋

「剝削」是個從貧窮辯論中被抹去的用語,是指貧窮不光是低所得所致的證據。確實,貧窮不只是因為人的所得低,也是因為商業市場巧取豪奪。當然透過調整基本工資跟增加社會福利來提高窮人所得,絕對是重要且必要的政策;問題是,這些多的錢不見得都能留在窮人的口袋。要是房租也一起漲,那薪資上漲的意義就被削弱。貧窮是一體兩面造成的結果,不雙管齊下處理問題,肯定不會有明顯好轉。

歷史說明了一切。美國工運曾在一八三○年代風起雲湧,當時勞工訴求的一樣是調薪。有趣的是,在當時,土地資本(地主)並沒有跟工業資本(資方)站在一起,他們反而支持勞工。地主想法是:勞工賺得多,他們收的租金也會變多。一百年之後歷史重演,但勞工透過罷工所爭取來的薪資漲幅,只夠快速上漲的房租塞塞牙縫。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子裡,製造業的就業市場擴張,但房市供給並沒有增加,而這又讓房東有機會可以佔勞工所得成長的便宜。如果說每年二月是驅離的「淡季」,那只是因為窮忙族把薪資所得租稅扣抵(也就是政府給低收入家庭的退稅額度)的一部分或全部,拿去補貼積欠的房租。在不少案例中,這每年一度的補助雖說是想讓低收入家庭不無小補,但同時也拐個彎肥了房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