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老畫室老闆,每天招待從收容所翻牆來的人。他說:「很奇怪,收容所有補助,但該發的衣服去哪了?」
她,孤獨女市長,在選票與人道中兩難。她說:「我們不知道何時有船出現,災難隨時會發生......」

傍晚,隨著日落,十幾個難民慢慢聚集在港邊一個老畫室外,畫室老闆把電視轉到非洲的節目,也展開了難民們的笑顏。

「這個島就是這樣,從來沒有人在意我們島上發生什麼事,」老畫室的老闆透過翻譯告訴我,夾在歐、非之間,蘭佩杜薩一直以來具有戰略位置,但統治者只記得插旗,對當地沒有傾聽。

畫室牆上掛著不同時代蘭佩杜薩的地景,隨著難民每天在畫室「逗留」,如今牆上更多了難民寫給老闆的感謝卡。這裡,門口每天都會有一箱水果,可以免費使用電腦、網路,老闆除了教難民義大利文,「還有這些,」他從裡面的房間搬出三個鞋盒,上面疊了兩件燙好的襯衫,「這是幫他們洗的,」他指指難民。

三個盒子則分別是醫藥箱、縫紉箱、刮鬍刀等個人清潔用品箱。他聳聳肩,「很奇怪,收容所都有歐盟跟國家補助,但該發的衣服去哪裡了?」難民圍繞在我們旁邊,個位數的氣溫中,他們只有拖鞋可穿,背景音是難民終於跟家人通話的笑聲。

其實,每天來到畫室的難民都是翻牆出來的,收容所內的條件極差,好不過這三個紙盒,而警衛也有默契的容許難民們出去透風。因為人數太多、設備太差,收容所內的衝突不斷,我們本來得到的參訪許可也被臨時取消。

「我們盡力了,」當地志工隊隊長吉莉安諾揉著眼睛說,20幾個志工能撐下去的越來越少,之所以堅持,「是因為我們也得到一些東西,看著他們登上陸地的表情,你會重新珍惜自己活著的機會,重新認識這座小島的地位。」「原來,我們能給的那麼多。」吉莉安諾說。

「我們就像一艘孤獨在海上漂浮的船,」蘭佩杜薩市長、50多歲的尼可里尼(Giusi Nicolini)如此形容,當歐盟各國領導者選擇轉身背對,小島超載,市長正是第一個受害者。

就在去年,尼可里尼跟巴特羅醫師相同,也曾被視作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人選,甚至義大利前總理倫奇、歐盟議會也都曾邀她擔任要職。

但從二十出頭就在當地經營市政的她選擇留下,曾因擊退黑手黨勢力、留下絕美海灣而得到「女獅子」稱號的她,想要解決難民危機。

她找來各方資源,包括市政廳天花板上由Casa di Love基金會、台灣謝許英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的太陽能發電組。太陽能板由綠色和平(Greenpeace)專船送達,台灣企業來思達國際、宣德能源科技,則扮演技術指導及資金援助角色。

小島資源有限,她努力找資源紓解難民問題。然而,黑手黨沒能打倒的女獅子,在今年的選舉中,卻可能被島民們的憤怒推下台,當島民必須付1500歐元(約合新台幣51000元)搭直升機到西西里看婦產科,難民急救搭的卻是免費直升機。

尼可里尼就如歐洲各國領導人一般,面臨選票以及人道之間的選擇,選票如錨,讓她能繼續安穩掌舵,但代價是將視線從在海上漂的難民身上移開。

「我們基本上是孤立無援的,不管是義大利的中央政府還是歐盟,問題一直都在。該怎麼在歐洲的問題,跟第一線看見的人道問題中,找到解方,這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工作。」

她解釋,外界有各種名目的贊助、支持,但距離太遙遠,掌權者總是把島上的難民收容中心視作電影情節,「真正的現實是,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還會有一艘(難民)船出現,災難隨時會發生。」國際社會喜歡討論蘭佩杜薩,「但他們不把我們當作一個事實在面對,情況繼續在惡化,他們繼續漠視。」

站在市政廳牆上一整排的難民照片前,我問她後不後悔?

「這些照片必須被掛在這裡,」她沒有正面回答,「這些人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這些人因為命運的關係被迫逃到海上、到了這個島上來⋯⋯,把他們的照片掛在牆上,把他們與我們之間的互動跟情感留下來,即使他們走了,這份感情還在。」島上的許多居民是為了生計來此捕魚,而後定居,大海中求生存的兩方,面對的都是孤獨而單一的選擇,彼此間產生獨特的同理。

因此,比起歐洲大陸各國的冷漠跟衝突,蘭佩杜薩的人民,即使有反彈,依然單純、善良、開放,不只有志工隊、隨叫隨到的醫生,有餘裕的在地居民,還自發性的收養難民。

被迫離家求生的難民,搭著貪婪的人蛇船,遇上歐洲邊緣小島,及同樣掙扎生存的六千島民,人性的最美跟極限,在島上交集,成為難民危機這場悲劇中,最重要的幕後。

但小島能撐到什麼時候?德、法大選和歐盟成員間的爭執,將占據今年所有目光;即使小島上的人性光輝盡力照亮,難民潮的前線,因為是政治賽局的外圍,始終只能隱身於黑。